三年前的这个季节，我沿着秦人东迁的路径，从秦先祖非子牧马崛起之地礼县出发，送孩子去西安飞机城阎良报名上班，下了去飞机城的高速口，“商鞅变法之地”的招牌凸现眼前。一下子吸引了我，秦先祖在我家乡牧马起步，一代人接一代人的努力，实现九州一统。才知道这地方秦代时称“栎阳”，是“商鞅变法”发生地的著名“秦都”。秦献公二年(公元前383)，秦国迁都栎阳。商鞅在秦都栎阳开始变法，国力开始强盛，商鞅主持下，秦国营建了咸阳城，秦孝公十三年迁都咸阳。秦国定都栎阳共二世三十五年。由于有商鞅变法这一重大变革的历史存在，这就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变法之都、改革之都。
出于对历史名人的敬重和追忆，借看儿子工作之机，特意实地感受那个立木取信的变法之地武屯镇官庄村，拜见了商鞅的雕像，抚摸了古老的砖墙，我才开始思考、琢磨、推敲商鞅变法的历史奇功和个人悲情。这么一来，我缠绕在商鞅的功过是非及历史上创业功臣惨死的悲情之中，因而每次来阎良我都会去官庄村走。
今天是个端午节，我又来在改革之都，本想让去更远的地方转转，连绵的阴雨笼罩着这八百里秦川的远山近村，就少了远走心思。看着窗外多愁的细雨，吃着粽子，纪念那个汨罗江畔忧伤而去的诗人，突然觉得今天该去不到十分钟路程的武屯镇官庄村走走，奠祭一下那个被“五马分尸”的改革者，于是我鼓动孩子开车出发了。
一、栎阳细雨思商君
今天的雨是很缠绕心思的，不知楚国的汨罗江畔祭奠屈原的人们可否淋雨，站在大秦改革之都官庄村古城下，蒙蒙细雨里看着石川河与清河汇夹之地的一片烟雨，北依荆山，南眺渭水。过往了2374个年头的一天，商鞅在这片青山绿水的富饶之地，推动了使得秦国脱胎换骨的那场带血色的改革。我站在雨中，面向古城，追寻秦人走过的轨迹，面对改革者商鞅的塑像深深地鞠躬。在我们这样一个“挪动一张桌子都要付出代价”的国家，古来改革都是难事。
秦人从 “西垂”、“西犬丘”（陇南市礼县）的西汉水畔养马起步，向东拓进到灭六国统一天下600年时间，栎阳作为一个节点都城，因有商鞅的改革而声威突起，是秦帝国八荒一统的前夜，意义非凡。它的西面有周人的旧都西岐、丰京和镐京，东面可沿渭河出函谷关直达广阔的中原，北面可渡过黄河沿汾水到达魏国赵国，也可直接到达黄河以西远至河套的广大地区。司马迁“北却戎狄，东通三晋”是对栎阳地势的精准描述。在这烟雨空濛的古城下，我不尽为这个立下盖世功勋又以悲剧收场的改革者，驰想千年。
我常想这个地方为什么叫官庄村，住着一村子官的村庄里去推动一项改革，不出个怪人，不来点怪招怎么推动改革呢？不是雄才怎能使不起色西部小邦秦国脱胎换骨、黑马奔出呢？所以商鞅以五马分尸，毁门灭族的个人悲剧，换来秦国能在七国中秀出，秦国从此走向并吞六合的霸主地位，成为战国的终结者。
商鞅并不姓商。他姓公孙，名公孙鞅，因具有卫国国君的远支血统，又称卫鞅。商鞅是功成名就后的大名，当他在秦国的改革取得了令人目眩的成效，并率军打败了秦国的世仇魏国后，秦孝公把於和商的15个邑作为他的封地，号商君，后人因而把他叫做商鞅。从秦孝公任命商鞅为主持变法工作的左庶长开始，到秦孝公去世后商鞅本人惨遭横死为止，商鞅新政在秦国持续了19年。19年的兢兢业业，秦国的确如同秦孝公和商鞅规划的那样，非常神奇地从西方崛起，不但击败了老对手魏国，还把疆土向东方扩展了一大步。挖掘说明介绍：对其先后两次发掘，第一次发掘出三条街道、六个城门，第二次发掘出三个城门、十三条街道。全城呈长方形，东西长1800米，南北长2200米。发现了冶铁作坊遗址，另在文物中已知有三件为栎阳制造，说明栎阳还是秦国冶铁和兵器制做的重要基地。古今一理，现在依然是国家重器大飞机的制造之城。还发现有战国晚期铜釜，内装八枚金饼，其中一枚用阴刻篆书写着“四两半”字样，当是显贵或富商大贾所遗留。司马迁说栎阳“亦多大贾”，说明这里的商业十分发达。当年秦孝公信任商鞅并在商贸发达的都城开展变法推进，看来就是有鲜明的针对性的，就是要整合国家力量，实施战时新政，让皇亲贵族、富商大贾割舍地位和利益的血本，给国家做出牺牲。他勇于担当，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强力推行的改革措施，刮骨断腕，雷响雨注，血雨腥风。我抚摸着这古城的砖墙，依稀能听到立木取信的号令，割田分地的喊声，夺取世袭公爵诏读，耕者得其田的喜悦···也视乎听到皇亲贵胄的咬牙切齿，失地公爵的怨声载道。那数千年古城砖缝里流出潮湿血红色的泥土，那可能是商鞅车裂沾下的鲜血。
我是秦国的起源地人，那年看了商鞅变法之地，这个扎实工作、一心图强的功臣循吏为何“五马分尸”？常常面对忠奸兴亡的历史和悲欢离合世事而纠结的时候，来在秦人的最早陵墓的大堡子山上，选一个古秦人曾经站过的地方，向东远望也、千年怀想。秦人的历史过往和走过的脚印，还有那些可圈可点几个月明星稀，依然那么清晰可见。在公元前9世纪，一个叫非子的人为周王室养马，得到了家乡的这一小块封地，号为秦嬴，得以作为周王室的附庸而存在于偏僻的陇南北天水南一带。100多年后，非子的后人秦襄公帮助周平王抵抗西戎进攻，并配合平王东迁，平王于是把秦从附庸提升到了诸侯地位。后来迁都到今宝鸡凤翔县（雍城），也就是说，到这个时候，秦国才与东方的其他诸侯政治地位上平起平坐。由于地处苦寒边远之地，文化落后，交通闭塞，民风蛮勇，虽然出现过秦穆公这样的霸主，但大多数秦国国君都碌碌无为，政治、经济、文化都处于弱势地位，秦国一向被东方诸国看不起，就孔子也西行不入秦。
公元前362年，一个刚满21岁踌躇满志的热血青年秦孝公继位。耻于秦国的落后状况，决心施行改革，迫切想使被诸侯轻看的秦国强大起来。上任伊始，他就发出了求贤令，宣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就是说，凡是有能力有办法使秦国强大的，我就给他官做，并分封他。商鞅就是在得知秦孝公的求贤令后前往秦国都城栎阳的。在这之前，卫国人商鞅在魏国充任魏相公叔痤的家臣。公叔痤年老病退时，极力向魏惠王推荐商鞅。魏惠王不屑一顾。公叔痤又提议魏惠王杀了商鞅。魏惠王亦无反应。后来公叔痤在与秦国的战争中被生擒。商鞅在魏国失去了主子，加上秦孝公的求贤令传来，他便义无反顾地奔赴了远离中原的栎阳，迫切期望在那个蛮夷之地西北边远小邦混出个名堂来。
商鞅在秦国打通了秦孝公特别宠信的近臣景监的关系，让推荐自己。就在景监的搭桥下秦孝公和商鞅见了面。他也不知道秦孝公的心思，展开对孝公的心理猜试。第一次，商鞅向秦孝公大谈帝道，也就是如何用三代圣君的办法统治国家。秦孝公对此很不感冒，不时低头打瞌睡。第二次，商鞅向秦孝公讲解王道，也就是儒家提出的仁义治天下的主张。这个还是没能提起秦孝公的兴趣。第三次，商鞅试着给秦孝公分析霸道，也就是用法令和武力治理国家。这一回，秦孝公来劲了。事后，他告诉景监，你那个朋友还不错，我还想和他谈谈。第四次，商鞅终于知道秦孝公要的是什么了，给他头头是道地讲解强国之道。处在群雄逐鹿、丛林法则环境下的秦孝公，根本没有耐心去做什么贤王圣君，他要的东西非常实际，就是如何让秦国以最快的方式做大做强，尽快兵强马壮，国力强盛。
二、纠结的《商君书》
商鞅先后于孝公6年(公元前356年)和孝公12年(公元前350年)在秦国主持进行了两次大的变法改革。变法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多个方面，与其他各国变法相比，商鞅在秦国实施的变法最为全面、最为得力、最为彻底也最为成功。
商鞅的政治主张和变法精神，集中展示在后人为他编纂的《商君书》里。商鞅变法，可以简要概括为两个字：农战。农是农业，战是军事。商鞅变法的核心理念，是将国富与民富对立起来，有国家的强大就没有民众的幸福。要实现让国家强大的理想，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使民众利益弱小。一个雄视四海的大国的崛起，注定要以牺牲全体民众的幸福为代价。
思想上，商鞅制定的主要政策有：1、禁止民众阅读诗书。为此，商鞅一把火烧掉了大量民间私藏的诗书。2、禁止民众自由迁徙。3、禁止民众与外国人交往，走村入户要有证件。经济上，废除井田、开阡陌。"耕者有其田"谁种的地归谁拥有，种田责任到人。暂时没人种的地,国家就分配给那些还没地的农民。2,发明户口制度。承接土地的再确权,把名字登记到土地证上去,国家承认，农民有开心。3,废封建,立郡县，县长听命于中央，中央任命。6,严刑峻法,立信而治。法家首先把人思考为恶人、坏人，道德信仰的领域是一片空白,商鞅对人的自私动机了然于心，忽视人的情感归属.他认为不需要什么理论,不需要说教,靠严刑峻法和利益诱迫，让人们急功近利就可以。
生活上，通过各种法令和措施，使民众永远生活在卑贱和猥琐的阴影里。民众处于卑贱之中，就会看重显赫的爵位，就更加在乎政府的赏赐。其一，建立连坐制度(重刑而连其罪)。规定一人有罪，父母妻子连带受罚。老百姓每五家互保，十家相连。其二，任用奸人。商鞅断定：“国家任用善良的人，那么民众就会相亲相爱；国家任用奸恶的人，那么民众就会敬畏国家制度 (用善，则民亲其亲；任奸，则民亲其制) 。”其三，按照等级尊卑穿不同的衣服。其目的是要刺激底层民众，要想穿好衣服，就得听政府的话，按政府的指示办事，检举他人，或是捐献粮食，或是到战场上杀敌。
重农抑商，商鞅实施了以下几条新政：其一，打击商人，抑制商业，使民众不可能通过贸易谋生，只能乖乖地被束缚在土地上，一辈子做个没有非分之想的农民。其二，不仅以经商为职业的商人要严厉打击，即便是。其三，征收重税，增加国家收入，减少民众收入。为了避免民众偷逃赋税，商鞅进行了世界上最早的人口普查和身份登记。商鞅时期，秦国政府向民众收取的各种赋税，再加上徭役折算成实物，据专家估算，大约相当于民众年收入的4/5。其四，将山林和湖泊收归国有，强力取消贵族豪门对土地和山林的多占。度量衡改革：“平斗斛权衡丈尺”，就是100多年后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热身；地方政权改革：“集小都乡邑聚为县”，则是后来郡县制的雏形。
爵位改革：没有军功的贵族，一律废除名位，而普通民众，只要战场上杀人够多，也可以授予爵位。每5人设一屯长，每100人设一将。打仗时，百将和屯长如果没斩获敌人的首级，统统处死。如果斩获首级33颗，就算达标，百将和屯长可晋爵一级。变法之前，旧贵族的爵位和俸禄是世袭的，世世代代享有政治和经济特权。但商鞅奖励军功的新法规定，凡是没有建立军功的旧贵族，都要从宗室贵族的簿籍上除名，不许无功受禄。相反，有军功的平民也可以按军功封爵受赏，成为新贵族。过去，贵族有封地，自己就是封地中的君主，操生杀大权。商鞅废除分封制，将贵族封地改设为由国君统一领导的郡、县，大大削弱了宗室贵族的权力，大大强化王权。
商鞅的改革，一开始便遭到了贵族们的反对。商鞅为了给反对派一点颜色看看，非常严厉地处罚了带头起哄的太子的两个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他们一个被处以割掉鼻子的劓刑，一个被处以脸上刺字的黥刑。对这两个优雅的老贵族来说，这种令他们颜面扫地的处罚，简直比杀了他们还难受。当然，这也为商鞅后来的悲剧埋下了祸根。
这么动劲伤骨的改革，应该是行不通的，这种集权符合了秦王的利益，所以才得到秦孝公的全力支持，由于商鞅的强力推动，商鞅居然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按太史公的说法，当商鞅的改革进行到第十个年头时，《战国策》称赞商鞅变法的效果：“期年之后，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强大，诸侯畏惧”也就是说：“秦国民众对新法非常满意，路上没有人捡东西，山里没有强盗，家家都丰衣足食。民众为国打仗很英勇，喝酒闹事打群架却很胆小，整个国家都得到了大治。“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斗，怯于私斗，乡邑大治”。但却得罪了秦国宗室贵族集团，损害了一大批宗室贵族的利益。
司马迁也说：“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族多怨望者。”商鞅对宗室贵族集团利益的损害有多大，感情伤害有多深。经久享受特权无尽福利的宗室贵胄对商鞅咬牙切齿，商鞅成为贵族的众矢之的，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商鞅的成功，在于他以“农战”改革抓住了问题的核心，贬值王族贵胄漫长创业中形成的原始股份，弱化了贵族制衡势力，利益再分配时实行强国弱民政策，抓农业，等于让国家经济有了保障；抓军事，以战斗中获取人头的多少记功论赏。这是那个崇尚丛林法则的年代里，最硬的硬道理。这支依靠人头换爵位来拉动和刺激的军队，其嗜血癫狂显然不是东方诸侯所能抵挡得住的，经过商鞅军队改革，奇迹般的蜕变出一个生龙活虎的秦国。
公元前340年，经过多年改革的秦国已非昔比，决意和老对手魏国决一雌雄。是年，正值魏国与齐国交战而魏国战败之际，商鞅看到了这个好机会，向秦孝公提出伐魏，并自任统帅。商鞅利用当年的友谊。骗得老熟人公子卬踏进秦军军营和谈，立即被逮捕。随即，商鞅发动了对魏军的进攻，失去主帅的魏军无法抵挡这支志在砍下更多人头的魔鬼般的军队。战后，魏国被迫把黄河以西的大片土地割让给秦国，为了避秦锋芒，魏国不得不迁都大梁。商鞅成贵为拥有十五个封邑的商君，这是商鞅的顶峰期，文功武略都取得盖世奇功。
三、单项必选题
随着改革变法的不断深入，商鞅与宗室贵族集团已经成为一对非常尖锐的矛盾。只是这个矛盾在秦孝公健在时还至于不可调和，有秦孝公的斡旋，矛盾的双方还暂时表现为势均力敌。然而，秦孝公一死去，这个矛盾就必然发展转化为不可调和。商鞅已成为王权与贵族利益冲突的焦点。在商鞅的改革中，王权得到加强，贵族遭到削弱，贵族们不敢对王权发出不满，但要把这种不满发泄在始作俑者商鞅身上。所以，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公元前339年，其子公子驷继位，是为秦惠文王。太子被处罚的两个老师，终于熬出头了。公子虔和公孙贾联名举报商鞅，宣称他谋反。秦惠文王立即认同了这种说法，并派兵抓捕商鞅。
在公子虔之徒看来，谋反作为一种莫须有的罪名扣在商鞅头上最合适也最具杀伤力，更不需要什么证据，凭商鞅是魏国人就够了。“诬告谋反”成为以后诛杀功臣最有效的惯用手法，且屡试不爽。摆在秦惠文王面前的选择题来了？是杀死商鞅？还是继续得罪宗室贵族集团？这是一个单项必选题。
对于新国君秦惠文王来说，杀死商鞅远比得罪贵族更为明智。商鞅对新秦王而言已经没有太大的价值，变法已经全面实施，大力推行的风险期已经渡过，改革已经走上了正轨，宗室贵胄已经让商鞅处罚服帖，集权效果也十分明显。况且，商鞅是先王任用的老臣，新王杀他没有感情障碍，他虽然大功于国，也不会有什么内疚感，而宗室贵族集团既势力强大又还有充分的利用价值。此时，对秦惠文王来说，杀死商鞅、解决王权与宗室贵族集团间的利益冲突是最好的选择。
在“太史公曰”中总结人物成败原因的史学大师司马迁，在《史记商君传》中却没有对商鞅死因进行认真梳理总结，只对商鞅做出六个字的负面评价：“天资刻薄少恩”。
依司马迁的意思，商鞅死于性格。意思是他为人刻薄少恩，不讲人情，没有朋友，没有人性，所以弄得天怒人怨，一生背负恶名，只有死路一条。也同样是这个性格，才能被孝公赏识和大刀阔斧推进变法。
这也是事实，当时有一个叫赵良的人也曾指出商鞅“刑黥太子之师傅，残伤民以骏刑，是积怨蓄祸也”，劝他早作退路，以避杀身之祸。但他想到自己全力尽忠，有功于国，不忍退去。司马迁先生的这些评价也可能与他个人思想和经历有关。他生在儒家思想渐成统治地位的汉武帝时代，加之他身体因遭腐刑致残，对讲求霸道、主张严刑峻法的法家极为厌恶。
作为一个政治家，他的命运实际上已经与时代、社会、国家和各方利益相连，性格不是主要因素。他的改革变法触动了秦国宗室贵族集团的利益。司马迁也说：“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族多怨望者。”因此，即使商鞅不是一个刻薄少恩者而是一个品德完美的圣人，在这个时候，他也不得不死。他已经是脱胎换骨的变法必须剪掉的一个绳结。一代功臣商鞅为死得那么惨？车裂，即五马奔尸，是死刑中最残酷的一种。
商鞅的宿命也是自古改革者特别是法家改革者的宿命。法家以法管事，抛弃宗法制下必然有的人情和世故现实，以律治国，严刑峻法，怨恨自然就多。改革常常在一个志在图强的国王支持下进行，必然触动、牺牲贵族集团的既得利益，也必然遭至怨恨。同时任何一个国王都不会长生不老，一旦倒台和驾崩，那些原来被牺牲了利益的集团占了上风就要反攻倒算。失去靠山的改革者往往就会人头落地，有的死了甚至也会被从坟墓中掘出，暴尸示众。商鞅，是第一个因变法而死的改革者。商鞅遭到了最为惨烈的处罚——车裂。所谓车裂，就是用绳子套住商鞅的四肢及头部，绳子的另一端，各系在一辆马车上。行刑时，五辆方向不同的马车同时向前冲，商鞅也就被巨大的力量撕扯成血肉模糊的几大块。至于完全无辜的商鞅的家人，也只有死路一条，一人犯法，全家抵罪。这条法令，也是商鞅亲手制定的。改革成功了，他却把自己画入死牢。
商鞅曾经信心满满地自认是秦国人民的大救星，是他使得这个西部边陲的弱国，摇身一变为头号强国。但是，对商鞅的惨死，秦国人民的反应是：不怜。虽然没有拍手称快，但显然有幸灾乐祸和冷眼旁观的成分。人死留政，一直是改革的结局，商鞅本人惨死，但他当年制定的新法还在秦国沿袭，并直接为后来的秦始皇统一中国打下了基础。
四、国法、人情、世故
任千年风云变幻，世间从未改变的只有两样东西：一是人情，二是世故。尤其在以文化为轴心人情化的中国，人情做不好，则成了失道之人，世故看不透，就会执着于权力的争斗，能臣商鞅是一个理智之人，还是一个冷酷、严厉、刻薄的人。
其理智，还可以在变法初他对孝公说的一段话中体现出来。他说：“疑名无行，疑事无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论至德者不合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这些话，句句堪称经典，句句充溢着理性的光芒，即便用在今日也十分正确。秦孝公听了这些话，便像是听了定心丸，再也不怕人议论新法。
其冷酷、严厉、刻薄一面也十分突出，面对世俗反抗和众人的非议在所不辞，强国才是他真正的目标，利民只是作为最后的目标，为了所谓的利民，残酷损害当下和眼前的大众利益，当改革取得初步成果，得到土地的农民给喜悦地聚集表彰他时，他竟然将这些农民治罪发配。商鞅就是这样做的，商鞅心中一心只想着变法，却没有想到给自己日后的顶头上司留一点情面。商鞅的改革，一开始便遭到了贵族们的反对。商鞅为了给反对派一点颜色看看，非常严厉地处罚了带头起哄的太子的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公孙贾被处以脸上刺字的黥刑。行法第四年时，太子的老师公子虔再次犯法，被商鞅割掉了鼻子。
一次朋友聚会，我闲谈这个事情的时候，有人说商鞅这是自己寻死，在未来的主子头上动土，伤未来领导的面子，必死无疑。有人说打狗还得看主人，不该处理太子的老师，应该把太子的仆人打板子了事，或者找个丫鬟、书童之类打打屁股、割半截头发了事。商鞅把帝师的鼻子割掉，又在脸上打下烙印，这事肯定是和孝公商量的。从此那些王公贵胄开始小心谨慎，怕触犯了这位新相国的新法。对这些优雅的老贵族来说，这种令他们颜面扫地的处罚，简直比杀了他们还难受。当然，这也为商鞅后来的悲剧埋下了祸根。
试想，假如商鞅是个心软仁慈的人、八面玲珑的人，阳奉阴违的人。那么他的新法很可能一天也无法施行，而前面提过的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告终很可能就是商鞅变法的结局，因为一开始，除了秦孝公，几乎所有人都反对新法。当然，其对中国社会进程的影响和他的法制观念及他身上散发出的理性的光辉，是秦孝公的人民与官宦阶层的怨恨所无法抹灭的。
商鞅改革之后，贵族的政治垄断被打破，从外来普通移民而跻身卿相的客卿，如张仪、范雎、蔡泽、吕不韦、李斯，不知凡几，平民通向政治道路，似乎秦国比西欧雅典更彻底。这种平民化的政治，导致没有任何势力可以挑战君主的权力，使得国君的权力无限扩张，反而强化了中央君主权威，社会的过度平面化，文化被摧残及思想的高度控制，精神上的紧张和荒漠，又使得只有不断地强化君主权威，才能阻遏混乱，至高无上高度集中的神话了的君权独裁，“振长策而御宇内”连喘气都受制约的平民严法下的社会状况，也给二世而亡埋下祸根。
温和善良的中华文明似乎无法容忍这样冰冷僵硬的法制和理性，不畏权贵和为国献身，在“移动一张桌子都要付出代价”的中庸国度所缺少的。在匿名信漫天飞，追责加大的当前情态下，弥漫着一种怕担责、怕惹人、怕得罪人、怕惹事的气氛，更感受改革者的历史厚重和难得的可贵。今日街头最大的特色是摆满粽子，路上的行人都提着粽子、提醒我今天要纪念的不是商鞅，不是我与这个城市的偶然相遇，今天没有人想起商鞅，人们深情纪念的是一位不惹人的诗人。
五、遥祭汨罗江畔的诗人
我想起与端午有关系的两个人的时候，心情沉重得如这乌云弥天的雾气，历史的暗角让人不敢触碰。秦变法图强灭楚时候，有一个投江诗人叫屈原，“众人皆醉，唯我独醒”他也想实现楚兴的政治主张，而不愿“随其流而扬其波”，被流放湘江边，当他听到亡国的消息，万念俱灰写下《怀沙赋》，投江之前一个江边的老人渔父问他：你怎么就落到如此境地？你怎么就不和普通百姓一样随波逐流的生活？
他没有听取渔父的劝话，渔父也无法劝他，在这个思想和生命的渡口，屈原投入汨罗江，这一投在这条江上激起了千年波澜，这一投产生了一个节日，汨罗江不再平静，中国的所有的河流也跟着激荡起来。其实，细细体味，屈原首先是个诗人，在精神气质上有诗质的诗人，实在不必要把他拉入政治，他不是道家也不是儒家，更不属于诸子百家的任何一家，他只是个诗人，只是一个痴情的诗人，没有回到国亡官场换的俗世里去，而是投江渡到一个精神王国里去，第一位诗人就把中国诗人的精神一下子标杆到最高境界。亡国的悲哀和投江而去的精神合拍，一下子这个问题就厚重起来，情感入心起来，然后就有了端午节，有了粽子，有了人们对他的恋念和追忆。
屈原是情感的、精神的、鲜活的而且是有质感的，他问天、问地、问湘江，寄托他对楚国的挚爱和留恋。一下子吸引了人心，端午就产生了。他没有伤害人，没有得罪人，没有恐慌，一下子达成共识，胜过任何杀伐决断而得的功业。在中华文化中功业有各种各样，王侯将相是个功业，教书育人也是功业，积德行善也是功业。能臣循历商鞅是功业，洁净清流屈原是功业，取舍的就是入人心的那一部分。官场与民间历来就有相通相依相对的部分。屈原在中国文化史上是很厚重的一笔，战国时期唯一真情质感的大诗人，楚国政治宽和，经济发达，文化活跃，才产生中国诗歌之父的屈原，他是楚湘大地的文脉所在。因为他投江而去，人们得知屈原沉入江中后，纷纷划船捞救，由此衍生出了端午节划龙舟的习俗。人们到最后也没能找到屈原的尸体，他们害怕江河里的鱼儿吃掉屈原的尸体，就回家拿来米团投入江中，希望鱼儿吃了他们的米饭团，就不要再去吃屈原了，这就是端午节粽子的由来。
千百年来，朝代更迭，屈原的母国楚国也早已灭亡，但是，每年的端午节这一天，人们就会想起屈原，讲起屈原的故事，想起这个清流的官员，想起这个投江的诗人，以圣洁的文化之神走进中国人的心中。
六、英雄落难伍子胥
伍子胥也是春秋时代的历史人物，他和屈原来自同一个国家楚国，关于在端午节这天纪念伍子胥的传说在江浙一带流传很广。伍子胥的悲剧和秦哀王妹妹孟赢这个大美女绑在一起，这个女人引导了一个国家的命运，也把一个大英雄家族引向毁灭，这不愿女人的美，只怨好色的楚平王和无道的奸邪小人费无忌，孟赢是楚平王为太子建娶的儿媳，娶亲的太子建老师费无忌一看孟赢太漂亮，就动起了鬼心思，好东西先让有实权的公公瞧瞧再说，偷偷地把美女儿媳抬在了公公楚平王的床头，楚平王心痒难耐，直接把儿媳占为己有，为儿媳调了包。并还生了一个孩子，取名为熊珍。费无极受奖，一时风光无限。 他知道这事漏风出去对己不利，太子建肯定会恨自己，就产生害死太子建的图谋。于是在楚平王前经常说太子建的坏话，楚平王对儿子动了杀机，按照费无极的计谋，抓起了太子建另一位老师伍奢让揭发害自己的学生，伍奢不肯无端害人，就想把伍奢父子三人杀掉，以除后患，大儿子伍尚回京随父被杀，二儿子伍子胥夜逃昭关，他逃离了楚国，投奔了吴国。一夜之间白了头。公公娶了儿媳却把祸患降落在伍氏家族门头。后来吴王阖庐接纳伍子胥，并由其练兵三次伐楚，公元前506年，第三次伐楚，阖闾率逃亡到吴国的伍子胥大举进攻楚国，吴军势如破竹，很快占领了楚国的都城，楚昭王亡命天涯。当时平王已死多年，但伍子胥并没有放过他。报仇雪恨的时刻终于来临，伍子胥命人挖开楚平王的坟墓，将其尸体拉了出来，拿起鞭子就抽，抽了三百鞭。杀回祖国报仇鞭尸，太过了头，楚国人并无好感。
后来，吴国与越国争霸，吴王夫差任用伍子胥打败了越王勾践，勾践请和，伍子胥认为不可相信勾践，建议灭亡越国，阔国图强，但吴王夫差却只图眼前战果，答应了勾践的请和。伍子胥仗义直谏，吴王动怒。越国人见伍子胥识破他们的阴谋，就罗织罪名陷害伍子胥，夫差不信伍子胥，最终赐死了他。
伍子胥临死前说：“我死后，请把我的眼睛挖出挂在吴京东门上，将来好亲眼看着越国军队攻灭吴国。”夫差听说伍子胥的话以后非常生气，命人在五月五日这天把伍子胥的尸体装进皮革套子，投入大江。伍子胥的话后来全部应验，越国果然反咬吴国一口，最后夫差战败而亡，吴国被越国所灭。伍子胥本是忠良之臣，却受人再次诬陷，冤屈而死，因夫差在端午节这天将其沉江，传说这天江水发怒、大潮迭起，钱塘江大浪滔天，人们便在这天给江里投粽子、吃粽子、赛龙舟纪念，这个纪念悲情英雄的习俗在江浙地方流行开来。
七、尾声
晚间，来到西安的南门，站在古城墙边，抚摸着那些千年的秦砖。在城墙脚下一个小酒楼坐下，点菜要酒，追忆商鞅和发生在那个时代的端午故事，商鞅、屈原、伍子胥，情绪依然被这三个历史人物命运的悲情感染，后悔不该在这个饱含奠祭的节日里去拜访一个改变历史的悲情人物。
透过雨后的晚阳，西安城就在眼前，一天的大雨把西安城冲洗得分外妖艳迷人，格外的气宇轩昂，犹如一个很古典美女，经历千年，风韵依旧。这些历史过往，犹如这缥缈的烟雨，不知从何而来，也不知到何处而去。回味历史，又想想当下，感知到一种舒畅，一种清爽，一种惬意，也可以是一种忧郁，一种愁容，一种哀怨。这是一座沉默不言的古城，历史的厚重感深入人心，生根发芽。往往这个时候，民族演化、历史波澜、文化心理、时代意识和当代情绪与古城情怀，相互扭结，就产生用散文表达的一个出口。
花园的亭台里正在唱着秦腔，细听是《五台山困住杨老将》，杨继业正在唱着自己的心酸：“望儿不见我自思量，汉高祖当年把业创，他凭得韩信和张良，登基后未央宫中杀韩信，逼得张良上山岗，汉刘秀中兴凭得是邓禹姚琪马武将，登基后也是杀忠良，贬邓禹杀了姚家将，逼马武碰死午门上。把这些能掐会算、能征善战的英雄好汉，好像那雕梁画栋一个一个俱遭恶火丧。”这凄凉沧桑的老生哭唱，听得人好不感伤，更显出烟雨古城的朴素和庄严。喝了点酒，已经月色初上，反复琢磨那段苦音的秦腔还有一个女诗人对商鞅诗句的追问：
我听见函谷关里
发出了一声怒吼
如果没有你
又怎能有振长策而御宇内
吞二周而亡诸侯的豪迈
回味古老历史的瞬间
我看见了
你留在函谷关的悲歌和背影
有肃穆公正
也有严酷残忍
如今的函谷关
只有残骨还有不甘寂寞的野百灵
它又怎能理解你
只能用凄美的歌喉来
传达一个英雄暮年的悲哀
四分五裂的残骨里
掩藏的岂止是
一个英雄的不甘？
西安，我渴望更多地融入这里，渴望读懂这古城的砖，渴望看懂这里的佣，听懂这里的暮鼓晨钟。历史最辉煌的周秦汉唐都在这里建都，周朝是一个松散消闲的礼乐时期，中华文明里程碑的大秦一统注定是一个扫平天下的奠基时代，而雄姿英发的大汉朝，是一个反思的时代，总结周秦之间的治乱经验，君民君臣关系，不可一世的秦朝二世速亡，教训历历在目，治乱事例鲜活。秦之前，崇道德，隆礼仪，才使得天下大治。春秋之后，礼崩乐坏，教化衰落，秦已经到了“无道德之教，仁义之化”，“任刑罚以为治，信小术以为道”，人头论功，坑杀儒生，动辄犯戒，致使天下大乱。而分久必合后的大唐，成为独领风骚的世界帝国，对历史的回顾、思考和反省，史、时、世的风貌就明晰起来。虽然我面对的早已不是古人，是一个完成现代化的人群，是以人民的幸福为终极目标的时代。再次思考这三个人，一个是勇于担当披荆斩棘的能臣循吏，一个是问天问地投江而去的清流，一个是能征善战、性情炽烈的悲壮英雄，他们各自的归宿虽然与我们相去甚远，但我们依然要对这种“担当者命苦”的历史遗风保持警惕。
（2018年端午节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