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刚

文明缓冲带

在青铜时代向东、向东再向东的发展中，有一条通道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那通道就是天山，它是在欧亚大陆中部地壳隆起形成的大褶皱，这条东西向大褶皱，长达2500多公里，分布在四个国家，东段在中国境内，长约1700公里，西段位于中亚地区，长约800公里，分别属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三个国家，由南、北、中三条山脊构成大致平行的纬向山系，山体宽度均在250-350公里之间，最宽处可达800公里，其环境可造就一个文明的摇篮地。

现在看来，它们不过是被沙漠簇拥着的群山，可要是在大暖期，那些沙漠可都是草原和绿洲，有一条灵性飞扬的彩陶之路从这里通过，串连着东亚和西亚，伸向仰韶文化的“诗与远方”。

大暖期的绿色浪漫，大约持续了有那么一两千年，仰韶文化的先民带着他们的彩陶，在这条绿茵之路上往来，不知他们往西去究竟能走多远，他们在东土，已将中国的两河流域覆盖了，往西能否进入西亚两河流域，留下文明的足迹呢？总之，那些个不愁吃喝的开心的日子，都反映在彩陶的形制、图案和符号上了，东西方的历史上，都提到过人类曾经有过一个黄金时代，除去那些寒流带来的艰难岁月，剩下的便是大暖期留下的美好日子，它们也许就是人类历史传说中的黄金时代，令后人一再缅怀。

到了青铜时代，那些天然的好日子都已过去，文明褪去了初曙时的梦幻，为了生存，艺术让位于技术，灵性让位于理性，从“人为万物之灵”向着“人的理性为自然立法”转型，于是，来自两河流域的青铜时代沿着冰川雪原覆盖的天山峡谷走来。可青铜之路并非彩陶之路，若谓彩陶之路是一条可以自由迁徙随处安居的路，那么青铜之路就是一条国有国法家有家规的路，是一条王权走向世界的路。

青铜时代从西亚两河流域发端，两河流域自然也就成为最早的世界中心。此时，中国正处于玉器时代，以玉石之路为依托，形成了一个以良渚化世界为标志的玉文化的中心，中心不在玉石之路的起点，没有盘踞在太湖流域和杭州湾发展，也不在往西北去的石峁文化、齐家文化的终端，有可能还没进入天山峡谷，就遭遇了青铜时代，玉器时代停止了文明的脚步，向后转，回到了中原，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中原号称“中华”，“华”就是花，当年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就是个花花世界。

往玉石之路去的时候，玉文化追随着彩陶文化，回到中原以后，玉文化又带来了青铜文化，带了玉琮过去，带了青铜刀回来，带了猪狗鸡过去，带了马牛羊回来，带了个文化认同的良渚化世界过去，连同个崇尚权力的王权国家一起回来，一个土生土长的玉文化的越禹过去，变成了西化的青铜文化的戎禹归来，这样一来，青铜文化在中国反倒形成了一个更加完备的世界体系，中国成了集大成者。

青铜时代的世界体系，有一种说法，大致如下：5000年前，青铜浪潮起于西亚，席卷北非、中亚；4000年前，经由中亚游牧文化波及东亚；3000年前，向东向西，分别发展，遍及整个欧亚。

向东进入中国，同另一个来源的文明体系进行对话，与世界的另一部分结合了；向西进入古希腊，使青铜文化本身开始了革命性转化。青铜文化之于古希腊，出现了一种否定的精神，否定了那个王权国家，以此开启了城邦民主的政治文明，而青铜文化之于中国，则是青铜时代世界体系的完成。

青铜文化来到东亚，东西方两种文明就融合了，结果便是：西化的小麦，加上本土的稻、粟、黍、豆，就五谷丰登了；本土猪、狗、鸡加上西化牛、马、羊，就六畜兴旺了；玉器时代碰到了青铜时代，就“金声玉振”，两个时代的力发生共振，就产生了“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立国之本了。

而最早见证了青铜时代到来和世界体系形成的，就是那条连接着东西方文明的山谷——天山峡谷，与新疆境内其他两个通道型山系阿尔泰山、昆仑山相比，它更具有水草保障，其中多盆地和谷地，不同的文明在这里可以小憩，还能生息，更何况山高地阔，容得下异质的文明在此冲突与融合。

天山南北，有多少文明从此经过，在此传播，到此融合？可说到底，最早来到这里栖居繁衍的，不是炎黄之族，亦非尧舜先民，他们不在文化中国传统中，来源于印欧语系，林梅村在《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之第二讲“吐火罗人的起源与迁徙”中，将他们称作“中国西部古民族——吐火罗人”。

能不能将吐火罗人称作“中国西部古民族”？这样的称呼，显然有点欠考虑，可以肯定的是，吐火罗人不是彩陶时代就扎根于此的先人，而是从青铜时代才到来的移民，古希腊语称他们“吐火罗”，汉语称他们“大月氏”，他们最初出现在阿尔泰山与天山之间的克尔木齐，有种种遗址遗迹表明，他们来源于黑海—里海之间的“雅利安摇篮地”，属于雅利安人向东发展的一支，在河西走廊与中国相遇。

按照林梅村的说法，公元前1500年左右，欧亚大陆正面临着雅利安人迁徙的大浪潮，他们驾马御车，从中亚草原南下，进入美索不达米亚，建立了第一个雅利安人的王权国家——米坦尼王国。此后，雅利安人又一浪接一浪分批南下，用马拉战车的风暴席卷西亚两河流域，占据伊朗高原，先后建立米底、波斯两个王朝。另一支雅利安人也深入到印度河流域，掀起雅利安风暴，将印度古文明摧毁了。由此看来，雅利安人不仅是青铜时代的二传手，更是文明古国的杀手，四大古文明中，唯有中国能幸免。

而这要归功于正在兴起的羌人集团，他们活动于甘青地区，管控着河西走廊，枢纽在青铜之路的来路与玉石之路的终端，东有齐家文化，曾是良渚化世界的一部分，西有四坝文化，战力尤为强大，狙击雅利安人，居然挡住了他们的马拉战车，还向西扩张到新疆哈密盆地，形成“天山北路文化”。

在这波迁徙的浪潮中，同属雅利安人也难免“文明后浪推前浪，前浪倒毙沙滩上”，早已落脚在阿尔泰山和天山之间?的“克尔木齐文化”也遭受了新来的雅利安人的冲击，被一波波血与火的浪潮冲到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去了，克尔木齐人随之也在天山南北同羌人集团融合了，文化融合的一个明显的成果，那就是最早出现于古埃及和古巴比伦地区后来又成为雅利安人权力标志物的权杖头在四坝文化中出现了，不仅出现了青铜权杖头，还出现了玉制权杖头，在文明的融合中一开始就定了个中西合璧的调。

文化融合，形成了文明冲突的缓冲地带，一个新的世界体系就在天山南北展开，多样化的地理格局，为不同的政治文明提供了生态，此地，宜农宜牧，农有绿洲，牧有草原，能行能居，行有行国，居有城国，有贸易往来，还有文化传播，更有不同的宗教信仰在这里和平共处，都有个安顿的着落。

我们来看世界几大宗教，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在它们起源的地方打得不可开交，宗教战争至今未断，可到了天山南北，各做各的祈祷，把那青铜时代的杀气收敛了，将那文明冲突的锐角打磨了，印度教和佛教也是如此，在本土水火不容，到了中国的西域，血与火的气质都变得如丝如玉了，青铜时代相遇了玉器时代，也舍不得将那玉器时代都打碎了，宁愿接受礼玉文化的打磨变得温润起来。

在中亚草原上崛起的雅利安人，发动迁徙的浪潮，一波接一波，一浪又一浪，他们往西去，向东来，还有南下的，都是靠着马拉战车，东冲西突，南征北战，击倒了一个个文明古国，重创了西亚、南亚和北非等文明发祥地，唯独向东发展的一支，在进入天山南北以后，就在绿洲和草原之间，建立起自己的安乐窝，从军国主义雅利安变成了重商主义吐火罗，享受着贸易往来和文化传播的丰硕成果。

禹兴于西羌

中国古史，一再声称“禹兴于西羌”，其意义之所在，恐怕也就在此了。

可对于这句话，历史上从未有人从青铜时代的世界体系的形成上来理解。

发现这句话的意义，除了要有世界史的眼光，还要有考古学的工作相结合，因为这句话的内涵，不单是在陈述一个历史事实，它还强调了在青铜世界文明体系中中华文明的主体性。禹为中国文化代表，非但玉器时代礼玉文化之代表——“越禹”，且为青铜时代王权文化之代表——“戎禹”。“越禹”，行于“从东南到西北”的玉石之路，走向“禹兴于西羌”，而“戎禹”则行于“从西北往东南”的青铜之路，从黄河源头通往长江下游。那情形，与近代左宗棠，颇为相似，西征之时，左“兴起于东南”，是为“越左”，西征归来，左已然“收成于西北”，堪称为“戎左”。其为“越左”时，虽欲与曾国藩分庭抗礼，但仍需曾等扶持，当其“戎左”归来，便“天低吴楚，眼空无物”，小视曾等，已不复当年了。

以左之变化，验之于禹，或亦有相似。左之于中国西域，所狙击者，乃俄罗斯，当年“禹兴于西羌”之时，羌人所狙击的，也是在黑海与里海之间的南俄草原上兴起的雅利安人，而青铜时代的雅利安人，便是后来斯拉夫人的祖先，根据现代基因图谱的说法，斯拉夫人中保留雅利安人基因最多的是波兰人和俄罗斯人，也就是说，三千年前禹所面对的，同三千年后左宗棠所面对的，都是俄罗斯人。

三千年前的俄罗斯人，被禹狙击在天山南北，同化于河西走廊，其结果，雅利安变成了吐火罗，同中国来的礼玉文化融合。如果说雅利安文明还是个血雨腥风的战场，那么吐火罗文明则是个风暖花开的安乐窝，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说，吐火罗是文化好东西的产物，东西方在这里各得其所。

禹从雅利安人那里，收到了一个青铜时代的文明包裹，包裹里，不仅有小麦以及牛马羊等，还有青铜兵器以及兵器背后的那个青铜王国，那是一种与尧舜之国不同的世袭制和君主制的国家，还有都被禹拿来了，据说，就在齐家文化里做过小试，易华在《夷夏先后说》一书中，就这样说的。

书中，易华谈到“夏与夏文化”，他认为，“齐家文化集夷夏文化之大成，又正处于夏代纪年之内，最有可能是夏文化”。他提到了夏文化的一个农耕文明的西化标志，那就是“五谷丰登，六畜齐备”。因为，中国本土，“五谷”缺麦，“六畜”少了牛马羊，南方或有水牛，但北方之牛皆从西来。易华指出，夏文化的这一西化标志，初曙于齐家文化，遗址里，不仅出土了小麦淀粉粒，还有羊骨架。

青铜时代的金文化的标志，最早也出现在齐家文化里。金文化，是包括金银器和青铜器在内的金属类型的文化形态，在青铜时代，当以青铜器为主体，因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而“戎事”，也就是战争，要靠青铜兵器来解决。若谓新石器时代是人与自然作斗争而终于成为万物之灵的时代，那么接踵而来的青铜时代则开启了人与人之间国家形态的战争，战争是国家的本能，体现国家的本质。

在中国，青铜时代的战争，有的化为传说，如炎黄时期的神话故事；有的进入历史，如商周时期，从汤武革命开始的历史性标志。还有一个时期，就横亘在它们中间，那就是青铜时代同玉器时代互动神话与历史交错的“夷夏东西”时期，这一时期的齐家文化，可以说是“夏”的开始，而“夷”则是中国文化的老底子，当“夏”占据了国家的主导地位时，“夷”依然坚守着文化中国的主体性。

不过，“夷”未僵化，当“夷”以本土立场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姿态接受西化，“夷”就开始转化，随着“戎”转化为“夏”，“夷”便转化为“华”，原来的“夷夏”也就转变为“华夏”了。

在“华夏”二字中，“夏”代表青铜时代与国家，“华”代表玉器时代和天下，两字合在一起，那意思，就是“治国，平天下”。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文化似乎有这么一个特点，那就是不善“治国”，善于“平天下”。文化中国，虽是玉器时代中国本土产物，但王朝中国，却是青铜时代由西化而来，用了三千多年，也未能尝试新的国家制度和观念，只是在天下观的格局里改朝换代，直至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也还是从西方来的。但是，有了两个来路，一是海路，从欧美来，终结帝制，开启中华民国；一是陆路，从苏俄来，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不仅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还送来了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些国家，从国家观念，到国家制度，都不是中国本土产物，可除了这些国家，中国历史上还有过别的国家么？

所以，我们说，中国文化不善“治国”，除了玉器时代那个基于文化认同的“合众国为一国”的文化中国，从青铜时代以来几乎所有的国家形态和国家制度，无论王国还是民国，无论君主还是民主，无论从陆地来还是从海上来，它们都是从西方来的，从根本上来说，还是雅利安运动的产物。

二十世纪，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以雅利安复兴运动为宗旨来推行他们的国家意志，可笑的是，现代基因检测表明，他们的雅利安人血统远不及波兰人，可他们以雅利安人复兴的名义征服世界的第一刀，就砍向了雅利安基因最多的波兰人。反倒是苏俄人的第三国际运动，无论在血缘上还是地缘上，都更能代表雅利安人，尤其是那种对“摧毁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追求，也像是三千年前的雅利安人。引人发思的是，那些刚被西化浪潮摔打过的中国人，又被欧亚内陆兴起的苏维埃风暴席卷了，就像当年“禹兴于西羌”接受了三千年前的俄罗斯人的文明的包裹一样，同样接受了一套以“苏维埃”为标志的国家机器，我们不好说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必然的因缘和联系，但它们相似本身就是一个值得一提的奇迹。

中国文化善于“平天下”，若非如此，也许三千年前，就像其他文明古国那样，被雅利安风暴席卷了。中国作为文明古国，并非侥幸躲过一劫，恰恰相反，中国迎头赶上，破了此劫，展示了中国文化“平天下”的功夫，“禹兴于西羌”便做了“中国功夫”的代表。“平天下”与“打天下”有同有不同，所不同者，在于“打天下”靠武力扩张，“平天下”靠文化融合；“打天下”靠国家机器，“平天下”靠市场经济；而所同者，那就是它们都要顺应天下大势，禹所顺应者乃青铜时代及其世界体系形成之大势。

青铜时代之于齐家文化，可谓小试阶段，其青铜兵器，如刀、矛、斧、匕之类，都从中亚传来，与之相似，很快就回应了一个国产的青铜体系，此真可谓之“顺应”也。但这还不够，还要融合。易华指出，齐家文化在吸收西方金文化的同时，保留了东方玉文化的传统，各种玉器，有三十多种，尤其是来源于良渚，作为文化认同标志的玉琮，大小不等，形制各异，有竹节纹琮、弦纹琮、兽面纹琮、人面纹琮等，其表现，虽不及良渚玉琮的精微与神秘，却也简明大气，自有其质朴的精气神。还有作为国民身份标志的玉璧以及作为公共权力和公共财产标志的玉斧、玉铲等，总之，作为礼玉之国的一个完整的体系，在玉石之路的尽头齐家文化里出现了，而且用了最高贵的和田玉的材质，去迎接青铜时代的到来。

（作者近著《回到古典世界——从希腊到中国》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