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岁的他磨了54年颜料，磨着磨着这门从师傅那里学到的手艺变成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他变成了继承人。政府颁发的各种荣誉证书锁在旧木柜里，和他珍藏的颜料矿石放在一起，鲜少被人关注。最近，一档叫《国家宝藏》的综艺节目却将他送上热闹的舞台。

作 者 | 实习生 袁文幻

编 辑 | 陈 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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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庆年一辈子见惯了各种各样的颜色，最熟悉的还是那股子模糊不清的昏暗。

昏暗的光线弥漫整个房间，仇庆年就坐在那里磨颜料。女儿仇骏记得，每次回家，走在生锈的楼梯上就能听到家里敲敲打打的声音。推开门，总能看见仇庆年低着头，手握着石杵不停地研磨。

他的屋子朝北，难得照到阳光，只有老旧的纱窗五颜六色，那是研磨颜料的粉尘长年累积的结果。40多平方米的家被各种工具、矿石和瓶瓶罐罐填满了，厨房的菜板上也是矿石，仇骏想收拾下，仇庆年总会大喊“别动”。

74岁的他磨了54年颜料，磨着磨着这门从师傅那里学到的手艺变成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他变成了继承人。政府颁发的各种荣誉证书锁在旧木柜里，和他珍藏的颜料矿石放在一起，鲜少被人关注。

最近，一档叫《国家宝藏》的综艺节目将他送上热闹的舞台。节目播出后，他家电话响个不停，许多家电视台排着队到家里拍摄。他忙得饭也不能按时吃，需要应酬各种各样的人，但是他更熟悉的，还是在那个昏暗的屋子里磨颜料。

制作颜料是个体力活。做颜料“泥金”的时候要用手来回磨，“磨到金箔在空气中能飘起来才行”，一天顾不上喝水吃饭，只能吃点饼，要磨半个月。加水研磨颜料一天要磨8小时，磨够20天，颗粒摩擦碗底的声音“从刺耳变得微弱”“水面能泛起一层油光”。

仇骏第一次帮着父亲打了一天的印泥，回去就累到发高烧。

仇庆年已经习惯了。磨一次颜料要转动数十万次手臂，从20岁开始工作的他磨出了满手老茧、肺病、腰间盘突出、网球肘、腱鞘炎，腿上打了封闭针，“医生说不能再磨了”。

但他坚信自己这个老手艺的价值。他把化工颜料叫作“牙膏”，对于中国国画来说，这些颜料“怎么看都洋气”。而且机器只能制作一种颜色，他通过沉淀分离能分出颜色的层次，“头清”“二清”“三清”“四清”。

黄色的颜料在画家笔下变成了初秋的嫩叶和黄鹂胸前的羽毛，红色是美女身上飘逸的石榴裙，青色则是“远近高低各不同”的绿水青山。

“仇先生颜料取之于自然界的矿物和植物，细腻的颗粒和纯净的颜色表现出来的画面感是化工颜料不能比拟的，”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绘画专业的教师杨佳黎说，他使用的就是仇庆年的颜料，“传统中国画颜料的颜色明亮纯净，华丽稳重。特别是国画里的花青和胭脂等色，是化工颜料无法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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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仇庆年带上《国家宝藏》的是宋代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千年后画里江山依然色泽明亮，如今甚少有颜料能重现这份奇迹。中央美术学院的讲师冯海涛在节目中介绍，他临摹这幅画的过程中试过很多颜料都不成功，直到找到了仇庆年。

“敦煌壁画上的石青石绿千年未褪色，”仇庆年说。经鉴定，仇庆年的颜料和敦化壁画颜料的成分几乎无异。

为了深入了解画家对颜料的要求，28岁时仇庆年脱产跟着吴门画派张继馨学了两年画，“以前的画家也是颜料匠，他们自己上山采矿石做颜料。”

为了做印泥他专门到湖南找长纤维草，用放了好几年的最好的蓖麻油。“有的人抄佛经都用假朱砂，”仇庆年愤懑道，“你用假的，菩萨是知道的，是请不到菩萨的！”

即使如此，仇庆年的颜料仍是很“小众”。“相较于化工颜料价格太贵了”，在北京从事国画颜料生意吴微说道，“有的画家一幅画都卖不到颜料钱。”

仇庆年尽可能把成本压缩，包装用最简单的小塑料袋和纸，人工费一压再压。对来访的几乎每一个人，他都会问一句“我的颜料贵不贵啊”。但他也很无奈，“原材料太贵，我也没办法。”

“说好听了叫坚持，说难听了叫挣扎。”他叹道。

他年轻时在姜思序堂工作，这是家三百年老字号的颜料厂，以精制国画颜料享誉盛名。仇庆年20岁高中毕业后便进去学技艺，一直做到技术厂长，却在57岁时从这里下岗。在女儿的记忆里，下岗使父亲“遭到了很大的打击”，“他觉得传下来的技术从自己这断掉了”。

有台湾的老顾客曾责怪他没有经营好工厂，仇庆年觉得委屈。因为现在的姜思序堂已经不按传统技术生产颜料了，“东西不对了”。

后来，有画家朋友看到仇庆年十分低沉，告诉他“你就是姜思序堂”，建议仇庆年自己生产，“你名字不错，就叫庆年堂吧。”

庆年堂成立后的第一个难关就是找矿。传统国画颜料原材料来源于矿石、植物、动物。仇庆年像个地质队员，带着榔头去湖南、湖北、云南、甘肃各地找矿。

一次一个画家朋友来信说南京栖霞山上有矿，他立即动身去南京。那天下着大雨，废弃的矿渣山很高，他穿着雨衣，一手拿着榔头，一手挎着装石头的篓子往上爬。爬到半山腰他回头一看，“太高了，吓死了。”

在《国家宝藏》的栏目上，他双手作揖，急切地说了句“拜托”，“哪里有矿请告诉我，我一定去找”。

今年夏天，同济大学设计专业的肖雨晴和另外两位同学去苏州庆年堂调研。令她印象深刻的是仇庆年有一个皱巴巴的小本子，上面记录着来访者的姓名和电话，还有一栏是祖籍，已经记了半本。看到同行的一个男生在祖籍上写下“山东”，仇庆年眼睛一亮，兴奋地拽着他说：“山东有很多金矿，金矿周围能找到很多颜料的原料矿石，你回去能不能帮我多留意留意。”3天的调研时间里，仇庆年拉着他反复交代了多次。

还有一次他听到一个商人收藏了一块非常大的青金石，过去询价，商人手一伸“九百万(元)”。仇庆年吓地咋舌，“我房子卖掉也才四五十万（元）啊”。

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仇庆年享受每年5000元的补贴，但这并不足以支撑他出去找一次矿的费用。“不是没有矿，是仇先生找不到适合的原料”，杨佳黎说。

仇庆年时常感慨自己力量的微弱，“靠我一个人，是星星之火，不能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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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雨晴至今仍记得这个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工作室，那里昏暗狭窄，特制的石杵只能贴着墙放。她小时候和父母从河南搬到广州，住的条件很差，“没想到比我小时候住的房子还要破”。

“我是一个被遗忘在角落里的人。”仇庆年说。

据仇骏回忆，数十年前曾有日本人花30万元请仇庆年到日本工作，被他一口拒绝了。也有日本学者提出想学习，也被他拒之门外，“我这个是最好的，我们的中国的颜料不能被他们学了去啊”。

仇庆年曾递给肖雨晴一张发黄的剪报，上面写着日本偷走了中国的宣纸技术。但另一面他又有一点羡慕日本，日本的工作坊里面还是师傅带徒弟，“有人学是最好的”，“还是要做讲座，知道的人更多了才有可能传下去“。

这些年，他去过北京、上海、香港、台湾等地的院校做讲座，也去本地的小区和小学讲，“只要有人请我，我一定会去。”

“我不要钱，只要报销路费就可以，我有教案，把颜料和工具都带过去给你们看。”他担心的是“没人来学，没人来传承了。”

仇庆年写了一本书《传统中国画颜料研究》，里面有最基本的技术细节。他自费6万块出版了500本，到哪里讲课就送一本。有次去北京开研讨会，他给每个参会人员都送了一本，但他又后悔送多了，因为再印还需要6万块，他掏不出来。“早知道只送两本就好了”。

仇庆年害怕被遗忘。他把自己的电话印在颜料的包装上。任何人打电话他都接，或许有人问颜料的使用，或许有人告知哪里有矿，或许有人想学技术。仇庆年总是这么想。

免费做了几十场讲座，送了几百本书，仇庆年还是没招到徒弟。

这个不懂微博、微信的老人，在女儿的支持下开了淘宝店，想着让自己的产品有更多销路。上了《国家宝藏》后，淘宝店的关注人数迅速涨到12万。上一次人数上涨还是在去年，苏州当地媒体给他拍了个视频放在网上，淘宝店关注人数从几千涨到7万。

对于突然到来的关注，仇庆年还是很兴奋。他会打听矿石的来源，会接起每一个电话，会给每一个来访者演示制作技术，会拜托和赴约每一场讲座。更多的时候，他还是在那个昏暗的房间里，磨着颜料。

前几日的一个晚上，仇庆年睡在仇骏家。他坐在床上对女儿说：“你这个房子真好，有太阳，我的房子冷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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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被遗忘在五彩斑斓的角落里》

原文刊载于中国青年报（2017年12月20日 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