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考古学界泰斗苏秉琦先生在大量扎实的考古实践工作基础上提出区系类型学说，对历史考古学界根深蒂固的古中原中心、汉族中心、王朝中心的传统观念提出了挑战。他认为中原地区只是独立发生发展但又互相影响的六大区系之一，并将新石器时期的中国文明状态传神地描述为“满天星斗”。

　　苏秉琦

　　去年10月份在“兴城座谈会”上谈的题目是“古文化、古城、古国”，今年还是在兴城，谈“文化与文明”，实质上是继续去年的讲话，但内容有所不同。文化与文明起源问题，这是当代中国考古学的大课题。考古学研究的对象和学科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文化与文明，这是我们学科的性质所决定的。

　　一、背景——历史的反思

　　回顾历史，中国文化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被特别提出和被特别重视，正是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两个转折点：一个转折点是“五四运动”时期，一个转折点是20世纪80年代初，这也是我们考古学科发展过程中的两个转折点。是什么样的历史转折？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历史的反思。“五四运动”前后，当国家、民族面临危机生死存亡的时刻，在社会上引起了一个热烈的思潮，就是讨论中西文化问题。那时候中西文化问题之所以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原因很简单，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古国落后了，落后的原因是什么？不能不从历史上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究竟比西方在哪些方面落后了，如何赶上去，到底应该向西方学习些什么东西，这个问题可以说在“五四运动”时期基本上找到了回答，那就是科学与民主。这话现在说来很简单，在当时来讲，却是解决了一个历史大问题。因为我们是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自来认为是天下第一，一切都是中国最先进，能够意识到比不上人家，要赶上去，而且提出“科学与民主”的口号，比日本的变法维新提得更深、更明确，这谈何容易呢？当然是大事。我国近现代科学只有在提出科学与民主的时候，才有了发展的土壤。从“五四”时期起，经过半个世纪后，我们又在经历一次历史转折，这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历史的反思又一次被严肃地提出来了，那还是1980年前后，提的问题也还是中西文化问题，但现在提出问题的角度与前一次不一样，现在要开放，要引进，还是要讲科学与民主，这本来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事实上还成了更重要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建设现代化，如果是建设日本式的、新加坡式的，单纯学美国、学西欧、学日本，那能是千万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奋斗的目标吗？不是。我们要建设的是同五千年文明古国相称的现代化。这就自然而然提出，我们这个具有五千年古老文明的民族的灵魂是什么？精华是什么？精神支柱是什么？我们要继承什么？发扬什么？大家都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们考古工作者要严肃对待这个问题，都要感到自己的责任。因为我们的考古学科就是在这两个转折时刻有了重大改变，其主要标志就是，中国文化与文明起源问题是这两个转折点所引起的历史反思这一社会思潮的组成部分。1981年我在庆祝党成立六十周年纪念会上谈到，一个有自己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的考古学派已经在世界东方出现。说这话是歌颂我们党的光辉在照耀着我们的学科，而并未具体表述我们学科的具体成就。事实上，一个牛河梁红山文化坛庙冢发现的消息，就引起国内外的重视，相当不平凡的重视。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动起来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一定要发表英语专访。为什么“中华五千年文明曙光”几个大字，牵动了亿万中华儿女的心，引起国外同行的特别重视？谈了多少年的五千年文明古国，为什么现在提出来引起这样广泛的注意？80年代初的历史反思，提出振兴中华，就是它的社会历史背景。

　　二、中国考古学新时期的两个标志

　　文化与文明的起源这一课题的提出，是我们学科本身发展到今天的必然，这可以用中国考古学新时期的两个标志来说明。

　　第一个标志，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的提出和在实践中的系统化。

　　1979年正式提出考古学文化划分区系类型问题，是形势发展的需要，学科发展的需要，并已为实践所证明。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燕山南北地区考古课题的提出和进展。当时，考古所内蒙古队和吉林大学到河北省张家口开展工作，课题是同一个：北方地区的红山文化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纬度相距四五度，中间隔着燕山山脉），它们之间的关系。过去说红山文化是当地细石器文化与以彩陶为重要特征的仰韶文化结合起来的一种文化，但是，它们是怎么结合起来的，是什么社会历史条件，又是通过什么渠道把这两支文化结合起来的？提来提去还是通过太行山东西两侧这个渠道，特别是汾河与桑干河这两条河源所在地的张家口，这里是南北交通的口子。张家口的工作坚持了四年，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这个概念就是在这一时期提出来的。1982年以此为课题召开的第一次学术座谈会上，大家看到了仰韶文化与红山文化确实都从这里通过。那次会上，我们得知喀左东山嘴发现了祭坛，就提到，到底是看到了两个文化作用的结果。于是又有1983年辽宁喀左和朝阳的学术座谈会。“朝阳会”上我们提出，东山嘴的祭坛，在中原那么多同时期的遗址中，在仰韶文化当中，都还没有发现过，它不会是孤立的。东山嘴位置在喀左县城东4公里，这4公里周围再延长30公里就是六个商周时期窖藏铜器坑的出土地区，如果不是举行重大活动，没有理由把那样的国家重器埋在那里，说明这一带不仅红山文化后期是重要社会活动场所，到距今三千年前后也还是重要活动场所。那么下一步就应该在喀左、凌源、建平三县交界处继续调查。我们的这些学术观点，通过这样的学术活动，变成了更有生命力的观点，带着这样的认识进行工作，进度就快多了，所以几个月后就有了牛河梁女神庙和积石冢群的发现。等到1984年在呼和浩特市开会时，我们已经可以把北方地区的“三北”古文化区系的界线划出来了：一、辽东辽西当中有个界线；二、锡林浩特到河套是个界线；三、呼和浩特与包头之间也有个界线。这是北方与西北的界线。从包头到兰州永登再到乐都柳湾是一条线，这条线就是大西北的起点，这对我们认识整个中国北方的三大北，即大东北、北方、大西北，也就是对中国面向东亚的这一大块和面向中亚的这一大块有了明确认识。面向东亚的一块与环太平洋连成一片，面向中亚的一块与中亚连成一片，是一半与另一半，东西文化的这条界线清楚了。所以到了1985年11月在山西侯马开会时，我们就敢于说，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中原古文化体系，从华山沿汾河到了桑干河的河北省西合营，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的北方古文化体系顺大凌河、西辽河向南延伸到石家庄附近，它们在张家口交汇在一起了。这样，从1982年开始的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作为一个考古学专题就有了一个完整概念了。当然，这五年当中，其他各地也开展了类似的活动，如江汉地区、环洞庭湖地区、三峡地区、环太湖地区等。太湖地区古文化的概念比北方又提高了一步，就是在覆盖面基本一致的条件下，从距今七千年的马家浜文化到距今四五千年的良渚文化和到西周以前的古吴越文化，覆盖面一致，上下年代可以连贯起来，自成体系。

　　第二个标志是1985年在兴城这里正式提出古文化、古城、古国问题以来取得了积极进展。集中表现在“兴城会”后不久，在山西侯马召开的“晋文化研究会”上，把晋文化作为一个考古学课题正式提出来。周封唐虞的晋国，是北方大国，周王东迁洛阳实际也是投奔晋国，一直到秦始皇统一，晋一直在东方国家中占首位，晋也罢，三家分晋也罢，并未改变这种基本格局，依然是夏商周晋秦。秦统一者，主要是统一了晋地，其他是第二位的。《左传》有“楚材晋用”的记载，为什么楚国第一流人才往晋国跑，大量物资也流入晋国。晋国用什么去交换，晋凭什么有这样大的吸引力，是什么条件促成的？原来晋国所处的桑干河、汾河这条线，把北方的大凌河、关中的渭河穿了起来，也就是北方牧业和中原农业、手工业交界的地方，是交通要冲，就是在这条线上，商品经济发达，不仅从铲到布币，就是从刀到刀币也是在这条线上演变形成的。这是政治、经济方面的原因，文化方面的原因则更为深远。从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的角度看，从南北两大文化区系交流中看，从六千年左右原始文化到夏商周建立国家到春秋战国上下穿起来看，晋文化发展的背景是中原与北方的交汇，最重要的历史活动是农牧交换，标志是商品货币发达，而条件就是长城地带的条件。晋国虽然西周的色彩很浓，但仍然是个土著国家，当地民族历史文化传统是主要的，晋文化不是周人传统，而是北方传统。只有在北方文化传统下，晋才会掌握上述的优势。这样，我们用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概念，从古文化到后来国家发展的一系列过程中，看到了晋文化传统的本质和它所起作用的关键，这是过去文献上所无法理解的。可见，只有用古文化、古城、古国才能真正把考古和文献有机结合起来，得出新的历史概念。这样把晋文化作为一个专门课题提出，时间上从原始文化下到春秋战国，地区也不限于山西。所以那次会后，河北省准备在冀北、河南省准备在豫北找古文化、古城、古国。我们还建议搞环渤海考古，京津、冀北是一片，辽宁东西是一片，鲁北同胶东半岛是一片，辽宁、山东、河北几家联合起来搞，短期内拿出材料，摆出观点来。其他如1984年在浙江嘉兴“太湖流域古文化”会上，提出“马家浜、良渚、古吴越文化”后，到今年纪念良渚遗址发现五十周年间，在环太湖地区发现一系列象征太湖早期文明的良渚土墩大墓群。1984年在“成都会”上提出“古蜀文化”，到1986年广汉发现三千年前古国遗存铸铜人像群等，一系列有生命力的学术活动正在全国各地展开，并迅速取得成果。

　　新中国考古学的这两个标志，代表了当前我国考古学这门学科的发展水平，也为从微观角度研究中国文明起源打下了基础。

　　三、中华文明起源的几种形式

　　什么是文明，对文明如何解释，这不是顶关重要的，重要的是如何认识文明的起源，如何在实践中、在历史与考古的结合中加深对文明起源的认识。文明不是一天实现的，根据我们对现有考古材料的研究，中华文明火花的爆发有几种形式。

　　头一种形式是裂变。举中原古文化为例，仰韶文化的前期阶段，在大约距今六千年，统一的仰韶文化裂变为半坡、庙底沟两种类型。在此以前的六七千年间，以姜寨遗址前期为代表，两种小口尖底瓶由发展到成熟，共生同步发展，村落布局完整，三块墓地都在村外，男女有别，长幼有别，不到成年不能成为社会成员，只有成年男女才能埋在氏族墓地，这是母系氏族结构的典型标本，到了距今六千年左右有突变，典型遗址是元君庙，小口尖底瓶相当于姜寨结尾阶段，即由成熟的罐口退化到浅盘口沿。这一阶段姜寨遗址的墓地也由村外转移到中心广场，墓地下层尚保持单人葬传统，但已不如村外墓地整齐，上层压有男女老幼合葬墓，这就突破了原来氏族制男女有别、长幼有别的界限，小孩与成年人埋在一起，没有了辈分的差别，甚至没有了氏族成员与非成员的界限，这就违背了氏族公社的基本原则。原始公社制的破坏就已意味着文明因素的产生。统一的仰韶文化分为两种类型就是在这一转折时期出现的。过去我们没有注意，现在可以清楚地说，这个一分为二，就是出现了以庙底沟类型为代表的新生事物，标志是出现玫瑰花图案的彩陶和双唇小口尖底瓶，这种瓶就是甲骨文中“酉”字下加一横，也就是“奠”字，表示一种祭奠仪式，所以这种瓶不是一般生活用具，而具有礼器性质。起初以为是大量使用的盛水器，其实数量并不多，在华县泉护村遗址选标本时，只选出一套，选第二套时就不全了，彩陶也一样。庙底沟类型的分布中心在关中，东不过陕县，其典型材料是华县，即玫瑰花图案由完整到松散，瓶由成熟到双唇不起双唇作用，这一演变序列代表了仰韶文化后期的基本特征和基本规律。这个类型完整的遗址墓地材料尚缺乏，但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泉护村遗址南部发现一座成年女性墓，它孤立于其他墓之外，单独埋在遗址聚落南部高地，这个墓随葬大型鸮鼎，其实叫尊更合适，不是生活用具，表明了墓主人的特殊身份，其时代相当于庙底沟类型的末尾。同样，半坡类型元君庙墓地的尾，有一座小孩墓，小孩无氏族成员地位，但埋葬却有特殊待遇，这不是他自己地位特殊，而是他母亲的社会地位特殊，这是对氏族社会的进一步冲击。在此以前就是头人与氏族一般成员也是平等的。前一个是庙底沟类型的，后一个是半坡类型的，两种现象恰恰在同时发生，这种现象产生的背景，我在1965年写《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时，曾提到两种类型是经济类型的不同，现在不妨说，这种区别就意味着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在这种社会经济背景下裂变产生新事物，是有生命力的。半坡与庙底沟两个类型虽可并立，但半坡类型对周围的影响远远比不上庙底沟类型。所谓仰韶文化对周围的影响（北到河套、南到江汉、东到京广路以东、西到渭河上游），基本上就是庙底沟类型的分布范围。仰韶文化对周围的影响，实质上就是庙底沟类型的影响，是仰韶文化后期裂变的结果，所以是文明的火花，即距今六千年前后由裂变而产生的文明火花。

　　第二种形式是撞击。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来自1979年到1982年在河北张家口的四年工作，就是探索仰韶文化与红山文化的分界点。1982年在蔚县召开小型座谈会得到的结果是，在这里看到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彩陶与红山文化彩陶交错，又与河套原始文化交错，所以称为“三岔口”，其中突出的是北方大凌河流域红山文化彩陶与关中仰韶文化的交错，其特征是庙底沟类型完整的玫瑰花图案，枝、叶、蕾、花瓣俱全，这种图案的分布从华山延伸到张家口，正是一条南北天然通道。红山文化彩陶中特征最明显的是鳞纹，其最早材料见于赤峰西水泉遗址，其演变有头有尾，与庙底沟类型玫瑰花图案演变并行，其向南延伸最远到石家庄、正定一线，与玫瑰花交错是在张家口。1982年“蔚县会”上同时就考虑到红山文化新发现的喀左东山嘴祭坛遗址，考虑的是仰韶文化与红山文化接触后的后果问题，这也是1983年到朝阳开第二次小型座谈会的目的。经过工作，实际上看到了这两种文化接触后的结果，是产生了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还包括玉龙的出现。龙与玫瑰花结合在一起，产生新的文明火花，年代是距今五千五百年左右，这是两种不同文化传统撞击产生的文明火花。

　　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彩陶盆（琵琶嘴遗址出土）

　　红山文化彩陶罐（四十里堡遗址出土）

　　第三种形式是融合。例证有两个。一是河套地区发现早于距今五千年的尖底瓶与晚于距今五千年的袋足器在这里衔接，出现最初形式的斝与瓮。甲骨文中有两个容器形象，一是酉，一是丙，酉字如前所说，就是尖底瓶，是尖底瓶演变的最后形式，单唇口、宽肩、亚腰。丙字是三个瓶结合在一起，形象是鬲的前身。这说明，甲骨文这两个字的起源可追溯到距今五千年之前，所以是文明的火花。再一个例子是晋南陶寺，时间在四五千年间，特点是大墓有成套陶礼器与成套乐器殉葬，其主要文化因素与河套、燕山以北有关，也有大汶口文化的背壶、良渚文化的刀俎，文化性质具有特殊性、独特性，是多种文化的融合产生的又一文明火花。

　　文明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认识中华民族的脊梁。我们要充分意识到，今天我们把中华文明起源作为一个重大课题提出来，这既是我们学科成熟的表现，也是我们奋斗的目标和任务。

　　四、我们学科的目标

　　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我们这个学科奋斗的目标，可以概括为，第一是复原中华五千年文明古国历史的本来面貌，第二是复原中华民族历史在世界史上的地位，改变传统编写世界史的内容，为振兴中华、为世界的进步做出贡献。上面所阐述的近年我们在文化与文明研究中，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所取得的突破，就是提出这一目标的依据。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的理论，是回答中华民族十亿人口、五十六个民族是如何结合成统一中华民族的，这个课题本身在全人类就是独一无二的。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的提出，目的是要揭示文献以前的历史，这就为历史传说与考古的结合找到一条道路。当我们提出，从华山脚下延伸到大凌河流域和河套地区，再南下到晋南，这一古文化活动交流的路线时，我们并没有引《五帝本纪》，却与《史记》记载相同，我们是从考古学角度提出自己的观点，再去对照历史传说，就可以相互印证，这不是生搬硬套的比附，而是有机的结合，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历史与考古的结合终于找到了一条理想的通路。同时，上述中华文明起源的几种形式，也为认识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灵魂开拓了通路，一是有巨大的凝聚力，一是有无穷的创造力，再是有无限的生命力。一浪比一浪高，延绵不断，这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源泉。我们从考古材料中得出这样的认识，我们就有信心说，我们的工作是可以为振兴中华、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服务的。所以，我们讲目标不是空中楼阁，是有充分根据的，从而也是可以预见的。今后，只要我们有计划有目标地进行工作，我们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满天星斗——苏秉琦论远古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