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院长张立文教授以82岁高龄再赴韩国，参加2016国际艮斋学术会议，并发表题为《朱子、退溪、栗谷、艮斋思想的异同及其特色》的演讲。饶有趣味的是，在韩国，几十年来，重大的国际儒学会议，都要力邀张立文出席，且基本上形成了惯例：以张先生的主旨发言开场。

 

　　除了对艮斋学的研究，张立文一直担任国际退溪学会的理事，是韩国儒学大家李退溪、李栗谷思想研究的权威专家。除了大量学术论文，他还著有《李退溪思想世界》《朱熹与退溪思想比较研究》《李退溪哲学入门》，主编《退溪书节要》。由于张立文先生在韩国儒学界的地位和研究成果，韩国出版了多达38卷之巨的中文版《张立文文集》。

 

　　从知天命之年到成为一个耄耋老者，三十余年来，张立文无数次往返于中国大陆与韩国之间，在韩国推动本土化儒学研究，团结中国学者开展韩国儒学研究。如今，不仅韩国涌现了一批国际知名的儒家学者，中国学者对韩国儒学的研究也成果可观。如柳承国《韩国儒学与现代精神》、崔英辰《韩国儒学思想研究》、吴锡源《韩国儒学的义理思想》、琴章泰《韩国儒学思想史》等韩国学者的专著中译本出版；中国学者方面，贾顺先主持了《退溪全书今注今译》的出版，李甦平的《韩国儒学史》，郑仁在的《韩国江华阳明学研究论集》等也陆续出版。

 

　　2016年11月12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系）六十周年庆祝大会上，张立文先生被授予终身成就奖。

 

　　张立文先生从韩国回京后，本报委托其弟子就当代韩国儒学研究与中韩学术交流对先生进行了访谈。

 

　　思想传播中，民间、家族的力量也很重要

 

　　文汇报：儒学思想在韩国被称为儒教。儒教的传统思想对韩国社会的影响、对韩国社会全体价值观念的实现的作用是无法估量的。您能否简单介绍一下韩国儒学的发展？

 

　　张立文：韩国儒学的发展是比较早的，早在汉武帝时期，设置了乐浪郡、玄菟郡、临屯郡、真番郡。当时汉武帝独尊儒术，因此儒学在朝鲜半岛得以传播。而日本的儒学，则是韩国高丽时期王仁传过去的。因此，可以说日本儒学是比韩国晚的。

 

　　到了唐朝，韩国成立了大学，比如成均馆。再到后来，也开始施行科举考试了。当时韩国有很多留学生到唐朝来留学，他们到了唐朝后，不仅学习四书五经，而且有一些人还参加科举考试，取得进士，甚至在中国当官。韩国的儒学与生活相结合，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在韩国看到很多保存下来的唐朝时期的习俗、服饰等等，虽然他们有所改换，但是我们依稀可以看出唐朝的风格,比如宽衣博带的服饰。

 

　　到了宋明时期，朱子学开始传入韩国。最初传播朱子学的人，叫做安珦，他不仅传播朱子学，并且还培养了一些学生。韩国在高丽朝的时候，佛教是他们的统治思想。但是，后来由于郑梦周、郑道传等学者提倡的是朱子学，而不是佛教，所以到了李成桂掌权的李朝时期，韩国的统治思想就变成了儒家思想，特别是朱子的思想。这个时候，韩国开始出现朱子学大家，比如李退溪（1501—1570）。他年轻的时候原本是很上进的，想要做官，进入仕途，但是后来发生了士祸，不仅牵扯到他的兄弟，而且也牵扯到他夫人家。于是，他就退隐，成立了伊山学院，并且参照朱熹白鹿洞书院的院规，制定了伊山学院的院规。后来李朝的皇帝还赐他名为陶山书院。从此，退溪就以教书为业，传播朱子学的思想。

 

　　李退溪为朝鲜朱子学大家，“东方百世之师”，是东亚传统文化的瑰宝，是东亚意识的源头之一。退溪的贡献在于他把朱子学与朝鲜传统思想融合起来，适应了朝鲜社会的需要，从而在李朝扎根。退溪之后，韩国的朱子学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出了很多学术大家，主要分为四派，主理派、主气派、折中派和实学派。朱子主张“性即理”的观点，而陆九渊则主张“心即理”，因此，韩国就将朱子学称为性理学。

 

　　文汇报：“万劫终归韩国土，一生窃附孔门人”。艮斋田愚（1841—1922）是李朝末期最后一位大儒，他坚持尊华攘夷，以中华文化为正统，讲学著述，以光复传统文化为己任。您如何评价艮斋田愚的思想？

 

　　张立文：我主要研究退溪和栗谷，他们的思想系统里面，涉及艮斋的地方并不多，所以我之前对艮斋没有太深入的研究。这一次，韩国艮斋学会会长梁承武教授将艮斋的著作寄给我，我才开始接触和了解艮斋。

 

　　艮斋可以说是以卫道为己任，他卫的道，就是以中华文化为正统。当时日本占领了韩国，韩国儒学界出现了两种倾向，一种是发动义兵，起来反抗。比如倭乱时期，有一个人叫做郭再祐，他散尽家财，组织义兵，联合抗倭。另一种意见，就像艮斋那样，跟日本人断绝关系，拒绝接触和交流，为此，他甚至跑去海岛上隐居，这就是他的卫道方式。这两种意见，一个是维护国，一个是维护道，实际上就是卫国和卫道。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管窥艮斋的思想，就是卫道，为了维护儒家的传统，传承国家的正脉、传统的命脉。从这点来看，他的思想是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的。

 

　　艮斋晚年带着一批学生隐居在海岛上的继阳书院。他的著作、诗稿，以及他卫道、传承道统的思想，大多是在那段时期形成的。我们现在再看他的继阳书院，变化已经很大了，但是那里还有一个碑，叫做“望华碑”。从这个碑我们就能看出，艮斋是尊崇中华的，他以中华道统为思想正统，并有继承中华道统的抱负，这一点是很难得的。

 

　　文汇报：从艮斋思想的研究和传播模式看，一是有一个艮斋学会，每年举办一个年会；二是有一个大学来成立艮斋学研究所；三是定期举办的国际性学术会议。请问您如何评价这种思想学术传播模式？

 

　　张立文：韩国的学会有这么一个特点，就是能够得到宗族、地方和学术界三方面的支持，不管是退溪学会、栗谷学会还是其他学会都是如此。一方面，这些学会由他们的后人和宗族来资助和支持，从而缅怀祖先、发扬他们祖先的思想，弘扬祖先的精神。另一方面，他们还得到了地方的支持，以政府的行为来推广他们的思想和文化。比如李退溪，是安东人，安东的地方政府就支持退溪学会；艮斋是全北的，不仅全北的地方政府给予了支持，全北大学也成立了一个艮斋学研究所。如此一来，地方的文化底蕴就能被挖掘和凸显出来。

 

　　民间的力量、家族的力量和热心人士也很重要。比如退溪研究，我要说一个人，叫做李龙兑，之前是退溪研究院的理事长。他这个人，很有思想，汉学功底好，是书法家。原来他是做电子工业的企业家，后来，他将公司交给他的儿子，自己则全身心地投入到了退溪思想的研究和传播的事业中。可以说，他是韩国方面推广和传播退溪思想的一个重要人物。

 

　　安炳周原来是成均馆大学的名誉教授，退休后来到退溪研究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还有很多人在那里办公，一直坚持进行研究，他们的《博约》杂志现在也还在。不过，现在面临的问题是经费拮据，退溪学术会议就越来越少了。从长远来看，这个应该好好地继续下去。

 

　　其实中国有很多地方也有浓厚的文化底蕴，可是没有被开发好，只注重开发旅游，这样恐怕不行。对于地方来说，文化底蕴的发掘和发扬，对当地的人民是一个很大的教育，能够激发地方民众的文化自信，不仅能让他们对家乡感到骄傲，还能促使他们学习先人的道德，继承先人的精神，促进地方百姓的道德精神的提升。

 

　　文汇报：您认为韩国的这种模式对中国有没有借鉴的价值？

 

　　张立文：当然有借鉴的价值，比如上次我去参观韩国的孔庙，它旁边的文化气氛就非常浓厚，这一点就值得我们学习，不像中国，很多文化古迹都在售卖旅游纪念品，完全商业化了。毕竟真正有纪念价值的地方，有文化价值和学术价值的地方，比如孔子故乡、老子故乡，是不应该搞得太商业化的。

 

　　这次韩国之行，我们还参观了学圣讲堂。这个学圣讲堂，目的很明确，就是学习做圣人。比如书院的主人，可以说是继承祖业。这种书院和形式，能够一直坚持下来，这是很不容易的。当然，我想他还是有一定的财政支持的，不然很难坚持三十多年之久。至于它的教学内容，可以说比较丰富和全面的，主要包括读经，而且是读汉文的经典，然后是集体学习，集体背诵，另外还有武术、实习、观摩等。

 

　　文汇报：推动韩国儒学研究，也是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张立文：中国思想需要走出去，走向世界，但是，怎么样才能走出去呢？对于接受国来说，又该如何接受中国的思想呢？中国的思想怎么样才能与他们本国的传统思想相结合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韩国是我们邻国，朱子思想传到韩国以后，对韩国影响也是巨大的，改变了韩国的一些思想面貌，比如政治方面如何治国理政的影响。退溪学在韩国影响深远，退溪思想的精神也就是朱子思想的精神。从这点来看，发扬退溪学，实际上就是发扬朱子学，发扬退溪思想也就是发扬朱子思想，这是分不开的。另外，还有栗谷、艮斋，发扬他们的思想，也可以说是发扬朱子的思想。

 

　　中国思想要走出去，但是，走出去以后，又该如何在别的国家生根发芽，并且进一步发展，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朱子学传到韩国，退溪、栗谷、艮斋对朱子学就发展得很多，朱子学得以在韩国生根发芽，这为当今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了很重要的借鉴价值。

 

　　从中国到韩国传播儒学的人，还有一个人物——朱舜水。因为朝代更换，他从浙江渡海而去，经历无数风浪，终于到达韩国。朱舜水到了韩国以后，大力宣扬朱子思想，使得朱子学在韩国广泛传播。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种抱负，有一种精神在支持着他们。

 

　　文汇报：朱舜水能够在韩国传播朱子学，有一种精神力量的支撑，那么，支撑您的精神力量是什么？

 

　　张立文：弘扬朱子学，也能够使其他国家通过朱子学有所受益，对政治、经济、道德教育等各方面都能有一个启示作用。就这一点来说，发扬中国传统思想，能够使中国传统思想成为人类共同价值，我认为这才是最重要的，这也就是我的精神力量吧。如果韩国学术能够与中国学术联系起来，能够和合起来，可以说，这也是和合学能够在韩国得到传播。在上次成均馆大学关于儒学复兴的会议上，我讲的主题就是和合学。在高丽大学、成均馆大学、退溪会议上，我都讲过和合学，韩国学者基本上都知道和合学。和合学的主题就是怎样去化解冲突和矛盾，这是当今我们遇到的共同问题，这个是非常有价值和作用的。

 

　　《朱子家礼》的具体化过程在工夫论中

 

　　文汇报：这次您在全州，也看到了韩国保留至今的乡校。而在我们中国，有篇文章叫《子产不毁乡校》，那请问乡校在中国历史上起了什么作用，而在韩国，它又是如何传承下来的？

 

　　张立文：春秋时期，确实有一个毁乡校的事情，由此可见，在春秋的时候，中国是有乡校的。可是，当时为什么会有人提出毁乡校的意见呢？原因是这样的，乡校基本可以算是民间自由议政的机构。议政，就可能对政府有所不满。如此一来，有人就认为这个机构不好，应该将其取缔，所以要毁乡校。

 

　　子产则认为，乡校中发表意见，譬如水，水若细流，则易疏通；若将其堵起来，一旦崩溃，则是洪水、大水，容易被群众的浪潮淹没。乡校虽然是一个民间自由议政的机构，可能会出现人民表达对政府的不满等情况。但是，它却让老百姓的不满情绪得以发泄，并且，乡校的其他人听了这些不满的意见以后，也可以一起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这就是细水长流。相反，如果百姓的不满越积越多，又没有地方发泄，就容易出现大问题，在国家产生动乱。所以，子产认为不能毁乡校。也就是说，舆论要靠疏导，宜疏不宜堵，这其实就是和，就是和谐，就是一个好的化解矛盾和冲突的方式。

 

　　除了议政的功能，乡校还是一个教育机构，负责老百姓的道德培养，比如儒家式的教育。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乡校这样的机构是一个非常好的形式。现在的韩国，目前还有三百六十多所乡校，而这些乡校的管理机构，则是成均馆。这个成均馆，不是成均馆大学，而是其旁边的成均馆。另外，成均馆还负责管理它旁边的韩国孔庙。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韩国目前还是基本保持了历史的传统。

 

　　我曾经去参观过好多韩国的乡校，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有300年历史的德川书院，这是一个跟乡校结合在一起的书院。我参观德川书院的时候，正好碰见了乡校的活动，当时是由庆北大学的三个儒学科的学生，分别背诵《大学》《孟子》和南冥曹植的诗。他们背诵完以后，乡校的典校还进行评议。乡校的这些典校，主要成员是一些退休的教授，所以水平比较高。另外，乡校还有明伦堂，类似孔庙里的杏坛，都是讲经的地方，里面通常会挂一些格言、礼节等牌子。第三，乡校还是一个调节地方和民众的矛盾与纠纷的机构，从而保障地方的安定。最后，乡校还是一个祭祀的机构。我那次参观德川书院的时候，还参加了他们的祭祀活动。祭祀的程序比较正式，也很有意思，有一大套规矩和流程。当时举行了祭祀南冥的秋享仪式，我和彭林教授分别担任奉香、奉炉的角色，至今我还保留着祭祀仪式现场以毛笔字书写的执礼者名录。

 

　　文汇报：中国历史上的乡校没有流传下来，您认为韩国的乡校能够传承下来的原因是什么？

 

　　张立文：从韩国来说，儒学特别是朱子学传入韩国以后，韩国人比较注重《朱子家礼》，这对乡校的传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冠、婚、丧、祭之礼，韩国人都非常注重。由于他们注重礼，因此关于礼的一套流程都得以继承下来。比如服饰，如果你参加韩国的祭祀，就必须穿他们的传统服装。而乡校本身就是一个举行礼、体现礼的重要地方，包括祭祀、教育等功能，所以，乡校得以传承下来。至于中国，秦朝对当时的礼的传统造成了破坏，后来的战争和动乱，也极大地冲击了礼的教育和传承。所以，中国的乡校没能流传下来，跟礼的破坏和传承有密切的关系。

 

　　文汇报：在韩国人的日常生活中，保留了很多儒家的传统，这些东西或许在中国已经看不到了，那么，您认为礼学得以在韩国的日常生活中传承下来，原因有哪些？

 

　　张立文：我前面讲过《朱子家礼》，就是家庭礼仪，我们在栗谷的《圣学辑要》也可以看到这些。在这本书中，栗谷讲了修己、治家、理政等问题，这些讨论都能在他的《圣学辑要》里看到。比如，对于怎么样修己，按照《大学》来讲，就是说“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可以从精神和行为两个层面来解释。从精神层面来讲，讲天理，也就是“克己复礼”等等；从行为层面来说，也就是如何讲求礼、如何继承礼。

 

　　对于《朱子家礼》，不管是艮斋、退溪，还是栗谷，他们对其有一个具体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就蕴含在功夫论之中，功夫论是很重要的。比如，你坐时应该怎么坐，站时应该怎么样站，这都体现在平时的修养上，这也就是平时如何注重礼的问题了。我们看到，韩国人非常讲求礼貌，比如，学生见老师要敬礼，两个人见面也会互相敬个礼。再比如，初次见面怎么样表现，怎么喝酒，这些方面都能看到礼的重要性。像他们喝酒碰杯的时候，学生举杯不能超过老师，而是要低一点。另外，有人给你倒酒，那你也要给他倒酒。其实这就体现了人和人之间在平等的基础上，表达互相尊重的形式。

 

　　文汇报：我们一直说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像这种消失的礼，您觉得还有可能回来吗？还有没有必要回来？

 

　　张立文：这个事情需要几代人的教育，无法一蹴而就。现在，我们国人去国外旅游，为什么外国人大都认为我们中国人的素质不如日本人、韩国人？我们从近代以来打倒礼教，批判礼教吃人，所以把一整套礼仪的东西都去掉了。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礼教被破坏得更厉害。现在要恢复礼，就需要慢慢来。可能有人会将礼和封建联系起来，认为恢复礼，就是复辟封建。我认为这是不对的，礼教不能说都是封建的，相反，礼教本来就是立足文明的。讲礼貌，实际上就是讲文明，所以我们说文明礼貌。你说不讲礼貌，还怎么讲文明了？如果不讲文明，我们就不能算是一个文明的国家，更遑论礼仪之邦了。所以，我觉得我们还需要加强礼的教育，至少国人去外国旅游的时候，可以做到不乱刻乱画，不要乱扔纸条，不随地吐痰等等。但是，对于这样的认识，目前还比较混乱，甚至有一些偏差，要纠正过来。

 

　　中韩建交前的学术交流

 

　　文汇报：您和韩国的儒学是怎么结缘的？

 

　　张立文：这个得从1982年说起，当时我们在美国夏威夷东西文化交流中心，召开“国际朱熹学术研讨会”。我提交的论文是《朱熹易学思想辨析》。这个会议是由陈荣捷教授主持，美国的学术联合会承办的。当时与会的韩国学者只有一个人，叫尹丝淳。我觉得韩国是我们的邻居，所以对他比较友好。

 

　　1983年在哈佛大学韩国研究中心召开第六届退溪学国际学术会议，我受邀但没有成行，只提交了一篇文章——《李退溪的易学思想辨析》。当时，我们教研室的教员冯禹，他英文很好，我请他将论文翻译成了英文版，一并寄给哈佛大学。

 

　　第二年，在德国汉堡大学召开了第七届退溪学国际学术会议，我作为中国大陆的唯一学者出席了这个会议。会上有

 

　　人问我为什么研究退溪思想。当时我是这样回答的：因为朱子学在历史上成为了东亚很多国家的意识形态，甚至是统治思想，我想了解朱子学是如何与其他国家的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想了解我们的朱子学是怎样走出去，然后又怎样与韩国的文化相结合的。当时我提交了一篇关于退溪认识论的论文，后来以《李退溪哲学逻辑结构探析》为题在国内的《哲学研究》上发表了，这是大陆研究退溪的第一篇文章。由于参加这个会议的大陆学者太少，会议主办方就建议，以后能否由我推荐一些人参会，于是我就成为了推荐人。

 

　　到了1985年，在日本筑波大学召开第八届退溪会议，我就推荐了19位中国学者参会，包括四川大学的贾顺先，厦门大学的高令印，复旦大学的潘富恩，中山大学的李锦全和丁宝兰，延边大学的李洪淳、朱七星，还有社科院的辛冠洁、马振铎等等。当时我还推荐了张岱年，张岱年说他年纪大了，就让他的学生陈来陪同。后来张岱年本人没有参会，只有陈来去了。1984年我已经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特批教授，而1985年参加这个会议的学者，只有我一个是大学教授，所以教育部当时指定我作为大学系统的负责人，社科院则是由辛冠洁来领队。我们去日本前，教育部还给了我们一点路费，所以我就叫陈来负责管理经费。

 

　　当时筑波大学的副校长是高桥进，他曾来过中国几次。就在这次的退溪会议上，高桥进起草了一个方案，希望组织一个世界儒学联合会。我就和在汉堡退溪会议上认识的台湾学者周何商量：日本牵头成立国际儒学联合会合适不合适?周何认为不合适，他说台湾也不合适。周何当时是台湾“考试院”的委员，也是台湾师范大学的文学院院长，当时参会的台湾学者，基本上都是他的学生。于是，他提出说，孔子的故乡在大陆，三孔也在大陆，所以台湾不适合牵头成立儒学联合会，言下之意就是说，你们日本牵头可能也不太合适，最好是由大陆来牵头。我们回国后，与孔子基金会商量，希望由我们的孔子基金会来牵头，与新加坡、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等国家联合起来，成立一个国际儒学联合会。后来由宫达非、谷牧等部级以上退休下来的官方人士负责国际儒联的筹备领导，这就是国际儒学联合会的缘起。现在可能有很多人已经不知道这些情况了。当时我们大陆学者提交给国际退溪会议的文章，后来基本上都发表了，从此大陆就开始有了研究退溪学的风气，推动了大陆退溪学的研究。

 

　　1987年1月，我出席了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第九届退溪会议，我宣读的论文是《李退溪理动论探析》。当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的“中国哲学怎样走向世界学术座谈会”上，我提出中国哲学走向世界不能靠自己叫喊或一厢情愿，而是必须要关注世界哲学的前沿，参与世界哲学前沿的争论，只有如此，才能取得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中的话语权，才能获得世界哲学界的认同，才能走向世界。

 

　　1988年，我还参加了第十届退溪会议，当时恰逢韩国主办奥运会。我和杨宪邦、李甦平、辛冠洁、马振铎、徐运和等中国学者访问了汉城大学 (今首尔大学)、成均馆大学、高丽大学、中央大学、庆熙大学、岭南大学等。我在大学中就“中国朱子学的研究和再评价”、“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等主题发表了演讲，让韩国了解中国学术研究的最新动向。

 

　　成均馆大学相当于我国古代的太学或国子监，我们访问时，每年还招收30名左右的儒学生。这里有大成殿，有孔子和72弟子的牌位以及古代朝鲜入孔庙的儒家学者如李退溪、李栗谷等的牌位，还有学生读经的讲堂。成均馆大学继承了培养儒学人才的传统，专设儒学学科，当时对我带来很大的冲击，因为中国没有一所大学专设儒学学科。我们还到安东李退溪的故乡，参观了他的出生地、学校和他创办的陶山书院。

 

　　文汇报：第十届退溪会议期间，您还受到韩国总统卢泰愚的接见，当时的接见是什么样的场面?

 

　　张立文：当时接见的学者总共有8个人，除了我，还有辛冠洁，以及苏联学者布罗夫、南斯拉夫学者玛亚、日本学者高桥进等。9月20日上午，我们来到青瓦台总统府，在专人陪同下，很顺利就进去了，几无安检等程序。

 

　　卢泰愚问及各国研究退溪学的情况，各国学者都做了回答。接见室里有李退溪《圣学十图》的屏风，卢泰愚就指着屏风问《圣学十图》的意思和宗旨。这时就有学者建议，让我给总统讲解一下《圣学十图》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也不能推辞，就简单地解释了一下，《圣学十图》的宗旨就是立太极和立人极。太极就是理，人极则是做圣人，两者是互相结合的。《圣学十图》就是教我们怎么样明天理、做圣人。如果说太极是天，那么人极就是人，天和人是合一的。至于怎么样让立太极和立人极沟通起来，那就要做敬的功夫。

 

　　当时，卢泰愚提了一个建议，他说朱熹是中国的圣人，既然如此，那能不能在朱熹的故乡召开一次国际退溪会议。其实，当时的退溪研究院理事长李东俊，也曾多次给我提过相同的建议。但是，由于当时的中韩还没有建交，因此最终不了了之。这一次，卢泰愚又提出了同样的建议，我回应说，我决定不了这个事情，需要回国后再请示。经过多方交涉，这个提议最终得以上报到国务院，并被批准在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第十一届国际退溪会议。

 

　　文汇报：能否请您具体谈谈1989年10月举行的这次会议?

 

　　张立文：事情确定以后，我就开始编《退溪书节要》，并在会议召开之前出版。由于这是韩国学者第一次来到大陆，所以韩国代表团的规模很大，除学者外，还来了大约40人的参观团。参会的还有美国、日本、苏联、捷克、德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及台湾地区的学者，会议代表有100多人。当时中国人民大学的校长是袁宝华，对此次会议格外重视，拨付给我们八九万美元经费筹办会议，直接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管理。会议在友谊宾馆里的科学会堂召开时，我们还能够安排英文和韩文等多国语言的翻译，并在会后出版了会议论文集。这次会议的主题是“退溪学在儒学中的地位”，学者们的讨论非常热烈，总的来说，这次会议举办得非常完满。

 

　　让我痛心的是，李东俊此前再三呼吁在中国大陆召开退溪会议，担心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希望自己在世时能亲临此会。可惜的是，在这次会议召开前8个月，他离开了人世。我曾问他为什么要弘扬退溪学，他很感慨地说，在西方国家访问时，西方有学者总是很轻蔑地问：你们东方有什么哲学思想?你们韩国有什么哲学思想? 西方人的蔑视，对李东俊震动很大。当时，李东俊是在韩国排名前五的纳税人，很有钱，便竭尽自己的财力在世界各国的大学召开退溪学国际学术会议，让西方人知道，东方也有自己民族的哲学。韩国的经济发展，是以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为基础的，而不是照搬西方得来的。一个民族失去了自己的传统文化，就是失去了这个民族存在于世界的价值。李东俊先生的这番话，我将永志不忘。李东俊为了弘扬退溪思想，把自己的钱基本上都拿出来了。在1988年的时候，他就跟我说，我现在没有什么钱了，已经一落千丈了。我觉得这个人是一个伟大的企业家，是我非常佩服的一个人。他致力于把韩国的思想、东方的思想传播出去，使得世界知道东方的思想是伟大的。他的抱负对我影响很大，这也激发我以后提出我们要自己讲、讲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