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导演贾樟柯、作曲家李海鹰,美国作曲家保尔·威廉姆斯,日本词作者井出博正,英国音乐人西蒙·达洛,韩国音乐人尹明善……日前,来自30多个国家的超过250名创作者、政府官员、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代表、境外著作权认证机构代表等齐聚北京,参加“全球创作者论坛”,围绕数字时代创作生态有关议题进行讨论。由于规模大、议题涵盖面广,此次论坛被视为中国版权界也是世界版权界的一大盛事。
中国版权市场令世界期待
全球创作者论坛由国际作者作曲者协会联合会(CISAC)和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主办。国际作者作曲者协会联合会是有着90年历史的国际组织,成员遍及123个国家和地区的239个创作者协会,领域涵盖音乐、戏剧、文学、音像、摄影和视觉艺术等门类,致力于为数百万创作者提供权利认证和保护,在国际上有着广泛影响力。
近年来,国际作者作曲者协会联合会非常重视发展与中国的密切关系:2014年,CISAC将原设于新加坡的亚太区总部迁至中国,成为第一家将区域总部设在中国的著作权组织;2016年,中国导演、编剧贾樟柯当选为联合会副主席。
“我们在中国首次组织了这次会议,说明了中国市场的重要性,以及本地创意产业的巨大前景。中国政府为了创作者的权益、数字市场的未来发展而在著作权保护的推进上付出巨大努力。我们相信随着经济的巨大发展,中国可以在创作者和文化产业的保护上起到带头作用。”国际作者作曲者协会联合会总干事盖迪·奥伦表示。
中国的创作环境确实在日益改善中。
国家版权局局长聂辰席表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建立了一整套既符合中国实际又与国际规则相接轨的版权法律体系,确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审判和行政执法并行的版权法律救济制度。版权国际交流与合作不断深化,版权环境和秩序日益好转,版权市场机制基本形成,版权产业健康发展。2014年,中国的版权产业对国民经济贡献率已达7.28%。这些,都令世界对中国创作者权益保护和文化产业发展充满期待。
中国将继续推进版权保护
中国的著作权法正在经历第三次、也是最全面的一次修订,在国家版权局提交国务院法制办的草案的第十九条中,承认了编剧、导演的作者权及获酬权。
如果草案最终通过,“这将意味着中国的编剧和导演,也能像国外的同行一样,在全球范围内从其他人对自身作品的后续使用中,获得持续的版税收入,版税收入作为酬金收入的补充,甚至可能超过酬金收入。相信这无疑会吸引更多的人才投身电影产业,从而真正实现中国电影的繁荣。”贾樟柯表示。
作为国内一线电影工作者,贾樟柯20多年来参与编剧、导演、制作的电影有数十部。直到最近两年,他才有了第一笔来自版权的收入。这笔收入源于中国电影著作权协会与西班牙著作人和音乐人协会(SGAE)签署了一个单边协议,委托其在西语地区替中国导演协会的会员收取版税,交给中国电影著作权协会,再通过中国导演协会分配给每个导演。
“中国版权保护制度还面临许多困难和挑战。”聂辰席说。以中国著作权集体管理为例,起步较晚。法国戏剧作者和作曲者协会已有240年的悠久历史,而中国几家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才刚起步。中国的版权制度不仅需要解决发达国家、甚至许多发展中国家已经解决了的传统环境下的问题,还要与世界各国共同应对新技术、新形势带来的诸多挑战。
创作了《弯弯的月亮》《我不想说》《走四方》等歌曲的作曲家李海鹰说,国外的版权制度已经在考虑如何反哺社会公共文化事业,但在中国,版权保护还是一场“斗争”。这场斗争目前已经取得一定的成绩,比如中国音乐著作协会在国内与一些电视台、电台、卡拉OK等机构签订协议,为音乐人争取权益;而作为国际作者作曲者协会联合会会员,其已与全球60余个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签订了相互代表协议。
“斗争”不会停息。
“中国政府保护版权的立场是坚定的,态度是坚决的,成效也将越来越多地呈现。”聂辰席说。
他表示,越来越多国家重视版权在提高民族创新能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国家核心竞争力方面的积极作用。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及创新型国家和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逐步实施,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等突出特征逐步呈现,经济社会发展将更多依靠创新作为发展动力,将更多依靠包括版权在内的智力成果的创造与运用。基于作品的创作、传播和社会公众的消费而形成的版权产业,必将迎来蓬勃发展的新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