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又称“汉学”或“中国学”，泛指传统的中华文化与学术。它包括中国古代的思想、哲学、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旁及书画、音乐、术数、医学、星相、建筑等诸多方面。

　　“国学”这个名词产生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但是 “西学东渐”改良之风正值炽。张之洞、魏源等人为了与西学相对，提出“中学”这一概念，并主张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一方面学习西方文明，同时又恢复两汉经学。“五四“运动期间，陈独秀等发起新文化运动，将中国的落后挨打归罪于二千年来的封建制度，归罪于以孔子和四书五经，提出“打倒孔家店”等激进口号。但胡适等人在运动后期则针对性地提出“整理国故”口号，主张 “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力图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出中西文明的有机结合点，为中国的新生寻找出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批判胡适洋奴买办哲学和资产阶级唯心史观，以及历次的文艺批判运动，“国学”作为一个口号或名词已基本消失。只是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随着“爱我中华” 之风日炽和“中国崛起” 口号之响起，尤其是“孔子学院”在海外的遍布和祭孔大典在国内的连续上演，“国学”方在海内外以前所未有的热度火起来。但是“黄河之水天上来，挟泥沙俱下”。一些文化投机者也看准这个“牛市”，将阴阳八卦、谶纬迷信、星相占卜、特异功能、巫婆神汉、建阴宅、拜神庙，乃至恢复繁体字，倡导小学生读经，都贴上振兴“国学”的标签。

　　关于中华文化的特征，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将其概括为十四点，即：广土众民;偌大民族的同化融合;历史悠久，并世中莫与之比;明明白白有伟大力量，又的的确确指不出来其力量所在;历代不变的社会，停滞不进的文化;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家庭是中国人第一重要的生活;中国学术不向着科学迈进;民主、自由、平等一类要求不见提出，法制之不见形成;建国之基础以道德伦常礼教，而不以法律，道德气氛特重;以儒学为主体的多元文化是中国社会牢固的安定力，使得它经过无数次的大小变乱仍不解体;兵民合一，全国皆兵;孝的文化;“隐士”是中国的特产。

　　国学包括中国古代的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版本学社会科学知识，以及医家，农学、天文、历法、算法、术数等自然科学知识，其中以儒家哲学为主流。国学的分类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四库全书”的分类方法，它把国学分经、史、子、集四大类。“经”是指儒家经典，如《诗经》、《论语》、《孟子》、《孝经》等，后来又增加一点语言训诂学方面的著作，如《尔雅》;“史”指一些史学著作，包括通史，如司马迁的《史记》、郑樵的《通志》，断代史，如班固的《汉书》，陈寿的《三国志》、欧阳修等的《新五代史》等;政事史，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等;专详文物典章的制度史，如杜佑的《通典》、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等;以地域为记载中心的方志等。“子”是指中国历史上创立一个学说或学派的人物文集。如儒家的《论语》、《孟子》、《荀子》，法家的《韩非子》、《商君书》，兵家的《孙子》，道家的《老子》、《庄子》，以及释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皆入“子部”。“集”是历史上诸位文人学者的总集和个人的文集。个人的称为“别集”，如《李太白集》、《杜工部集》、《王荆公集》等;总集如《昭明文选》、《文苑英华》、《玉台新咏》等。四库未列入的一些古代戏剧作品如《长生殿》、《西厢记》、《牡丹亭》也属集部。

　　另一种是按内容分类，开始分为三类：义理之学，阐明事物道理，也就是哲学;考据之学，从事历史研究，也就是史学;辞章之学，从事诗词散文以及章奏、书判等实用文体创作的，就是文学，及今天所说的文史哲等社会科学。后来又有人在此基础上又加了两个以补其不足：一是经世之学，即治国驭民的政治、经济、法律等社会科学知识;而是科技之学，即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知识。(陈友冰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