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所以窃以为文化强国的根本，就是引导全民族特别是青少年一代，增强中华文化的自信，扎实修炼内功，必然吸引“近者悦，远者来”。历代中华文化络绎不绝地传到国外的史实就是铁证。

　　中华儒道文化传入外国

　　汉字传到朝鲜最早是商末周初，《尚书大传》载“武王胜殷……释箕子之囚。箕子不忍为周之释，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之朝鲜封之。”《汉书，地理志》：“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仪，田蚕耕作。”春秋战国时期，燕国制造明刀钱币上有大量汉字铭文，从朝鲜渭原郡龙渊洞，江界郡仲岩洞，吉多洞等处出土的4千多枚燕国明刀钱币共3千余字足以证明。汉高祖时，燕人卫满率众入朝鲜建立卫满朝廷，自然也带去汉字和汉文化。据朝鲜《三国史记》载，高句丽（前35—668）自建国初，就用汉字修撰本国史书《留记》，说明此时汉字已经普遍使用。史载高句丽在中国南北朝时曾遣使访问北魏，北齐，北周达90次，访问东晋南朝达30次；同时新罗，百济也遣使中国频繁。吉林吉安县发现的《国冈上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碑》就是朝鲜三国时的汉字四六骈文。372年高句丽小兽林王效仿中国开办太学培养贵族，学习“五经”《史记》，《汉书》。据《周书》载，百济学习儒家文化，学会阴阳五行，历法，婚丧礼仪也效仿中国。640年，高句丽，新罗相继派遣留学生到唐朝学习中国文化，典制。新罗统一后，引入中国的科举制。高丽王朝时，引入朱子理学，设国子监。李朝时期分别设立成均馆，仿照中国周朝设中，东，西，南四学。

　　汉字最早传入日本在东汉初，《后汉书，东夷传》载，建武中元二年（57）倭奴国奉贡相贺，光武帝赐以印绶，上刻有“倭奴国王”四个汉字。据《日本书纪》载，东晋义熙元年（405）百济国王仁访日，带去《论语》和《千字文》。南朝《宋书，蛮夷传》载有日本国王《致宋顺帝表》全文235字，四六骈体文对仗工整，词藻华丽，用了不少中国儒道典故。可见日本汉文水平已与中国不相上下。日本大规模接受中华文化则是唐朝，曾19次派遣唐使团来华留学数千人，加上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带去佛教，于是建筑，服饰，宗教，儒道经典，唐诗艺术等从此在日本广泛效仿流传。南宋时由中国涪陵冉道隆将禅宗传入日本，之后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也相继传入日本。

　　汉字传到越南，源于秦朝将领赵佗在秦灭后建立的南越国，汉武帝时，越南再次成为中国的郡县，汉语汉字仅限于官府公文使用。东汉末交趾太守士燮在越南传播中原文化，将汉字音韵译作越声，越人开始吟诗作对，儒学也在越南生根发芽。魏晋南北朝时，中原文化大规模传入越南，至隋唐时，朝廷在越南开设学校传授“五经”，汉越两语同为通用口语，书面语则为汉语。后世历代越南王朝将汉语列为国家正式书面语。李氏王朝还设科举制和国子监。直到胡氏王朝才开始用喃字（越南文字）取代汉字。

　　主要源出欧洲来华的传教士和汉学家的译传。最早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他在中国明朝万历年间传教28年（1582—1610），曾与明朝士大夫徐光启，李云藻合作翻译了西方《几何原本》，《测量法义》，《同文算指》，《乾坤体义》，《浑盖通宪图说》等自然科学著作20多种；同时首次将《四书》译成拉丁文，开中学西渐之先河。艾儒略在《大西利先生行述》中说利玛窦“曾将中国《四书》译成西文，寄回本国，国人读而悦之。知中国古书，能识真源……皆利子之力也。”1592年，西班牙传教士高母茨将明初刊行的《明心宝鉴》（收入孔孟老庄朱熹等人的格言）首次译为西班牙文。1656年波兰传教士卜弥格将译作《中国植物志》在维也纳出版，1664年又出版了法文译本。此外1682年荷兰医师阿德列亚斯，克莱耶尔在德国出版了《中医指南》。

　　明末至清中叶来华的传教士成为东学西传的主力军，主要翻译成果为：1662—1711年的四种《四书》拉丁语译本：1，《中国的智慧》（1662）书中收入第一部拉丁语《孔子传》，《大学》全译本和《论语》前十章；2，《中国政治道德学说》（1667）是《中庸》中拉双语对照第一个全译本；3，《中国哲学家孔子》（1687巴黎出版）包括《大学》《中庸》《论语》和最详实的《孔子传》，《中华君主统治年表》，《中华帝国及其大事记》，《中国地图》。该书出版后，即出现多部法语，英语转译本。在欧洲《哲学会刊》，《学者杂志》，《博学通报》，《文坛新志》等学术刊物上涌现出多篇评论文章。4，《中华帝国六经》（1711布拉格出版）。以上译著皆延续利玛窦“合先儒，批宋儒，反佛道”的宗旨，激发了伏尔泰，魁奈，狄德罗，洛克，沃尔夫等欧洲文坛大师了解，崇尚中国理性文明的热烈渴望。此外法国耶稣会士将中国法医著作《洗冤集录》翻译为法文出版。德国著名数学家哲学家莱布尼茨通过与耶稣会士白晋的通信，获得了《易经》象数的详细介绍，促使他将《易经》与他的二进制比较而确定了二进制论文的发表，他在《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中的观点，将启蒙思想圈有关中国人究竟是无神论或自然神论的辩论推向顶峰，又在《中国近事》序言中说：“人类最伟大的文明与最高雅的文化，今天终于汇集在我们大陆的两端，即欧洲和‘东方欧洲’的中国。……也许天意注定如此安排，其目的就是当这两个文明程度最高和相距最远的民族携起手来的时候，也会把他们之间的所有民族都带入一种更合乎理性的生活。”这些评论，使18世纪欧洲产生了“中国热”。

　　19世纪中国文化经典对欧洲的影响：19世纪新教传教士来华更多，译介范围更广，且多为专业汉学家。其中首推英国理雅各，在他的《中国经典》，《中国圣书》英文译著中，包括《四书五经》，《道德经》，《庄子》，广征博引的注疏，独立思考的质疑，评述，体现了注重实证的严谨学风。还有法国专业汉学家掌门人雷慕沙及其学生儒莲，鲍狄埃，在其著述中，对耶稣会士《四书》译著的批判性借鉴和对《道德经》《史记》等书的细致译介上，突破了传教士汉学的笼罩，追求学术的自觉性。并创办了《中国丛报》，《中国评论》，《远东杂志》等刊物，推进了中学西渐的趋势。但因当时中国国力的衰落，欧洲殖民地扩张，尽管还有叔本华，尼采和俄国比丘林，瓦西里耶夫，巴拉第等学者仍为中国文化赞颂或西译，但也有亚当斯密，黑格尔等人将中国视为静止，黑暗，专制的代表。不过，以辜鸿铭为代表的中国翻译家此时开始崛起，并针对一战后欧洲大众对恢复社会秩序的渴望和对西方文明衰落的担忧，及时出版了一系列儒家经典译本，获得了西方无数赞誉，于是再度引发了欧洲对中华文化的崇尚之风。

　　中国古典文学传入外国

　　据韩国学者闵宽东《中国古典小说的出版研究……》称，最早传入朝鲜的是《山海经》《列女传》，随后是《太平广记》（收入自汉代至宋初野史传奇小说500种）。之后朝鲜李朝（1392—1910）时期中国古典小说传入朝鲜就多达460余种，其中被译为韩文68种中，文言小说有《列女传》，《无双传》 《太平广记谚解》 《太原志》 《吴越春秋》 《梅妃传》 《红梅记》《剪灯新话》 《娉婷记》 《花影集》10种；白话小说有《三国》 《水浒》 《西游》 《封神》 《红楼梦》，《列国志》，《孙庞演义》，《乐田演义》，《隋炀帝艳记》，《隋唐演义》，《薛仁贵传》，《残唐五代演义》，《杨家将》，《包公演义》，《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南宋志传〉，《大明英烈传》，《平山燕冷》，《玉娇梨》，《锦香亭》，《醒风流》，《玉支玑》，《书图缘》，《快新编》，《绿牡丹》，《女仙外史》，《后水浒传》，《镜花缘》，《好逑转》，《珍珠塔》，《再生缘》等58种。这些小说，主要是明清皇帝赐书和李朝使臣在中国搜集的书。1505年朝鲜国王燕山君命谢恩使者购买印行《西厢记》等中国戏曲，1881年金正喜译为韩语。当时朝鲜只有面具舞剧和木偶剧，靠口传而无剧本，受《西厢记》等剧影响，朝鲜才出现了第一个剧本《东厢记》，20世纪初才出现汉字创作的《春香传》。

　　主要在唐代19次遣唐使团来华留学，包括唐代及以前的诗文小说。盛唐时日本著名诗人阿倍仲麻吕（晁衡）与李白，王昌龄，王维等诗人交往甚密，常有唱和。中唐时的日本诗僧海空回国后成为弘法大师，法号遍照金刚，著有《文镜秘府论》，对唐诗的各种体裁，法式，对仗，格律，作家作品，都有系统的评述，对唐诗在日本的传播影响很大。日本最早的两部史书分别成书于712年和720年的《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其中保存的日本古歌谣辞，汰去重复共约200首，均用汉字书写，以五七言为主。成书于751年的第一部诗总集《怀风藻》收诗120首，全是日本诗人用汉字写的，其中律诗基本合律，只有极少数“失粘”。成书于8世纪末的《万叶集》虽用日文书写，但其“五七五七七”31音的和歌固定句格，明显从汉乐府魏晋乐府变化而来。其“连歌”则源出汉诗柏梁体“连句”，其“俳句”源出汉诗“绝句”，汉诗的影响都很明显。据日本《文德实录》载，九世纪初，白居易诗已传入日本，深受宫廷喜爱，嵯峨天皇将《白氏文集》视为“枕秘”，专设侍读官讲解《白氏文集》，以致有官员献白诗集而获得提拔。日本平安王朝长篇小说《源氏物语》作者紫式部就是宫中为皇后讲解白居易诗的女官，书中主旨也明显受白居易《长恨歌》影响。日本《本朝文萃》卷一兼明亲王《忆龟山》词自注“效江南曲体”，其句格和写法明显效仿白居易《忆江南》词。由此可见唐诗对日本影响之大。明治中叶日本守野直喜教授已在京都大学讲授《元代戏曲》课程，关汉卿《窦娥冤》全译本是著名汉学家宫原民平翻译，1926年东京出版。1940年盐谷温《国译元曲选》目黑书店出版，包括几十个剧本，仅关汉卿就有8个剧的全译本，还有王实甫《西厢记》，马致远《汉宫秋》等剧本。至于小说传入日本更是不计其数。

　　如元杂剧中的《赵氏孤儿》是法国传教士马若瑟1735年译为法文本，发表在《中华帝国全志》上，1755年出版单行本。1738年—1741年爱德华凯夫主持的英文全译本面世。1755年，法国伏尔泰和英国赫恰特都曾改编为《中国孤儿》，随后俄国涅恰耶夫译成俄文。先在巴黎上演16场，并评论说：“就是欧洲最有名的戏剧也还是赶不上的。”18世纪《赵氏孤儿》传遍欧洲，引发中国文化热潮。他们以移植改编模仿创作带有“中国”字样的剧目为时髦，出现了喜剧《中国人》，抒情剧《回来的中国人》，《法国斯文华人》，戏剧《鞑靼人》，《中国老妪》等。一些名演员，名剧作家争相编演中国戏剧，剧场也以此为荣，一直持续到19世纪初。

　　关汉卿《窦娥冤》，最早由英国外交官汉学家托马斯当东翻译清代《异域录》1821年在伦敦出版，书中《士女洗冤录》一则，即为《窦娥冤》故事梗概。1829年俄国《雅典娜神庙》杂志将此转译为俄文《学者之女雪恨记》。1838年，巴黎出版了法国汉学家巴赞译著《元曲选解题》，其中有《窦娥冤》全译本。巴赞1851年又在《亚洲杂志》上连载《元曲选百种曲简析》简略译介了明代臧晋叔《元曲选》百种剧情。德国汉学家鲁斯尔译著《中国喜剧》中，有关汉卿《玉镜台》《谢天香》两种节译本。马致远《汉宫秋》有达庇时1829年英译本和道格拉斯《中国故事集》中选译本，1883年在伦敦，爱丁堡同时出版。白朴《梧桐雨》法国巴赞1841年出版的《元代中国文学插图史》有译介；王实甫《西厢记》最早由意大利传教士佐托利于19世纪中叶出版的拉丁文选译本，法国儒莲有法文全译本，1872—1880在日内瓦出版。

　　19世纪前半期，西方戏剧家开始直接搬演元杂剧：1910年路易斯拉罗在法国演出《汉宫怨》，1912年，美国利特尔剧院演出《汉宫花》，两剧都来自马致远《汉宫秋》。1916年美国自编自演的《黄马褂》，是据《赵氏孤儿》移植改编的，上演火爆轰动。其他城市也争相呼应，出版，研究并改编成音乐剧。同时《黄马褂》也在英国上演，之后三年遍布了柏林，莫斯科，匈牙利，波兰，捷克，上海，挪威，西班牙，瑞典，丹麦，荷兰等17个国家40个城市的舞台。世界级戏剧大师赖因哈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泰罗夫，贝纳文特，都曾排练过《黄马褂》，在东西方架起了第一座戏剧桥梁。

　　《三国演义》最早是17世纪末湖南文山的日译本；1845年儒莲的法译本附在《赵氏孤儿》书中；1820年汤姆斯1—9回《董卓之死》的英译本发表在《亚洲杂志》上；19世纪起先后有英，法，德，荷，俄，波兰，拉丁，爱沙尼亚，韩，越，泰，缅，印尼，马来西亚等节译本和全译本。《水浒传》17世纪前期日译本已多达18种；1850年法国安东尼，巴赞14回选译本在巴黎《亚洲杂志》刊载，1878年法文全译本在法国出版；1902年德国出版《中国文学史》对此书评介，1924年选三回译文收入《小说》书中，1927年德文选译本《强盗与士兵》产生了广泛影响。《金瓶梅》1853年法国安托尼，巴赞译第一回《武松与潘金莲的故事》；1879年加布伦茨法文选译本刊载于巴黎杂志；1912年法文全译本在巴黎出版；1927年英文节译本在纽约出版；1939年英文全译本《金莲》在伦敦出版，同时美国芝加哥大学《金瓶梅词话》全译本出版，德文全译本也在德国出版。《好逑传》1761年英国托马斯，伯斯在伦敦翻译出版；1766年，法文本，德文本同时在里昂，莱比锡出版；次年荷兰译本在阿姆斯特丹出版；1832年，普希金翻译第12回俄文发表，1833年俄文全译本在莫斯科出版。德国大文豪歌德评论《好逑传》以一对青年男女同处一室而能洁身自守，说“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感情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比我们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正是在这种一切方面保持严格的节制，使得中国维持到几千年之久，而且还会长存下去。”《好逑传》，《玉娇梨》，《花笺记》等小说在欧洲流行，歌德都评价很高。

　　自西周箕子逃入朝鲜开始至20世纪初期为止三千年中，中华文化传入外国，基本上都不是中国历代政府主动或有意输出的，而是中国少数个别人自发流亡国外带去的，或外国朝贡使来华索要封号赐书，并自己在坊间收购典籍带回去的，或外国派遣留学生或传教士来华翻译带回本国的。中国官方翻译机构成立较晚，清代虽有但译员缺乏，所以中国人在清末之前很少将中国古籍翻译外传的。但中国历代学者受《左传》“立德立功立言”这“三不朽”人生观和“修齐治平”的崇高理想， 以及“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和“发奋著书”，“穷而后工”等祖训的浸润，所以都勤于著书，注疏，考辨和文学创作，留下了文山书海的典籍。这些就是“苦练内功”的丰硕成果，练好内功，自然吸引了“近者悦，远者来”，出现了“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王维《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的盛况。

　　古人从小就接受儒家文化教化熏陶，自觉发奋读书。如苏秦孙敬“悬梁刺股”，司马迁遭宫刑而“发愤著书”,夏侯胜黄霸遵循“朝闻道，夕死可矣”而在死牢精读《尚书》，王充书肆“博通百家之言”，苏章李固“负笈求师不远千里”，皇甫谧瘫痪卧床自刺穴位写出《针灸甲乙经》，车胤孙康“囊萤映雪”，杨时“立雪程门”，苏东坡要“发奋识通天下字，立志读尽人间书。”……而现在年轻人用功读书者少而又少，就连电影电视剧中的演员台词也是错别字连篇，名牌高校校长讲话也常因此出丑……。当今中国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党中央新世纪以来也一直强调大力弘扬传统优秀文化，且有一定成效。但是由于“文革”的影响，商业文明的冲击等原因，当代社会出现了普遍的无信仰危机，道德缺失，假冒伪劣屡禁不止，严重不讲诚信，急功近利，拜金主义“一切向钱看”成为多数年轻一代的普遍价值观。要扭转这种现象，除了大中小学强化传统优秀文化教育，进行做人的基本道德行为考核外，还需要强化相关的法律法规来制裁社会上这些违反道德法制的丑恶事件，要像交通法规制裁那样来强化商业管理，建立公民诚信档案，清除社会各种私家超前儿童培训，切实减轻中小学生的课外负担；同时鼓励社会读书风尚，奖励文学艺术精品创作。这也是全民练内功的应有之义。

　　近年央视推出的《经典咏流传》，《中国诗词大赛》，《国家宝藏》，《中国地名大会》等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品节目，特别是今年春节新推出的《典籍里的中国》节目，以戏剧+影视的方法，演绎伏生传播《尚书》的故事，使人耳目一新，创下收视率新高，并带出“网红”的典籍热。这就是传播方式的创新，也是“练内功”的内容之一。当代中国的朱洪志，以笔名“我吃西红柿”写西方玄幻类网络小说《盘龙》等，所用的人物姓名，地名等都是西方的名称，2018年西方网络排名榜上，《盘龙》排名第一；“善良的蜜蜂”写的《修罗武神》排名第二，“蚕茧里的牛马”写的《武极天下》第三，厌笔箫生写的《帝霸》排第四。刘慈欣创作的《三体》科幻系列小说，由《三体》，《黑暗森林》，《死神永生》三部组成，分别于2006，2008，2010年出版，第一部经美籍华人刘宇昆翻译后，获得了第73届雨果奖，为亚洲第一人殊荣；书自2014年在欧美市场面市，全球销售量超过百万册，2015年获美国科幻作协“2014年度星云奖”提名，同年又获第六届全球华语科幻文学最高成就奖，2017年第三部获世界级科幻轨迹奖，2018年获克拉克想象力服务社会奖。这些中国作者写西方玄幻小说，写全球科幻小说的英文版在国外走红的奇迹，说明文学创作外译要注重当代的时尚性，不仅应传播高层次心智，文化精神层面的思想，还应该传递世界共同的元素化和生活化的内容，才能具有跨国度普适性的正能量。从题材到表现手法都是“练内功”的创新之作。

　　在对外文化输出中，要针对不同文化区的差异，分别重视受众不同的文化基因，寻求双方的最大公约数。例如伏尔泰将元杂剧《赵氏孤儿》改编为《中国孤儿》，就将春秋晋国内部的忠奸矛盾改为蒙古灭亡南宋的民族矛盾：宋帝托孤于大臣尚德保住皇室孤儿，尚德以自己儿子冒充皇子上交蒙古，尚妻伊氏不舍，告诉大汗抓的是自己儿子而非皇子，而真皇子在送逃高丽途中被抓。大汗爱慕伊氏，以赦免全家和皇子为条件向伊求婚，遭伊拒绝，大怒，下令全都处死。尚德劝妻答应以保皇子，而伊最后选择与夫，子同死，请求刑前与夫见最后一面，求夫先杀自己与子，然后再自杀。被大汗暗中听见夫妻对话，顿时被忠贞爱情和不屈气节所感动，便释放她全家和皇子，并拜尚德为官用汉文化教化蒙古人，让伊照顾皇子。把悲剧改为皆大欢喜的喜剧，将血腥复仇烈火化为“宽容博爱与谅解”，在当时处于皇室和教会双重压迫下的欧洲社会，赢得了广泛的共鸣，引发了中国文化热。二剧最大公约数则是理性，仁慈，宽容。

　　再如美国著名演员兼导演哈里本利摩，邀请编剧乔治海泽尔顿编写的《黄马褂》戏剧，于1916年在美国百老汇弗尔敦剧院上演，立即风靡全球持续火爆数年。其实也是将《赵氏孤儿》移植改编的：写清代藩王家妻妾为争夺王位的残杀。藩王嫡长字武豪杰襁褓中遭阴谋遗弃，被农夫收养。王妃儿子被立为继承人。武长大后得知身世，闯荡江湖，在民间女爱情感召下，历经波折终于夺回王位。该剧全部采用中国戏曲舞台表演方法，脸谱，服饰和虚拟动作，如夹旗为车，执鞭即骑，登桌作城等。《赵氏孤儿》突出的是忠孝节义传宗接代；而《黄马褂》是复仇中突出浪漫爱情，宣扬爱情高于一切的人本主义和人性解放。两者最大公约数则是正义战胜邪恶。这两个典型事例，都很值得我们换位思考借鉴。（重庆市索博文化产业研究院 熊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