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通过夏康达教授认识戴翊先生的。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所在的期刊许多上海作者，都是戴诩先生推荐的，由此也开始了与殷慧芬、陈村、王周生、沈善增、殷国明等一批作家的交往。
戴先生早年和夏教授先后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戴先生研究生毕业后，供职于上海社科院文学所，擅长文学评论，上海乃至全国许多著名的作家作品，都得到过戴先生中肯细致的点评。
我和戴先生的初次见面，是在戴先生居住的位于杨浦区霍山路的一幢欧式风格的小楼里，本应一家自住的小楼，住进了几位亲戚，所以楼道环境显得有些逼仄、凌乱。热情的主人招呼落座、倒水，消瘦的背影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戴老师是苏北人，他下过乡，吃过很多苦，但这也激发他逆境下学习的热情，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终于考取了复旦、华东师大两所名校就读。最终如愿所偿地在自己喜欢的文学领域驰骋天下。
戴先生是个极好的人，他热情朴实，待人宽厚，完全没有大文人主任的架子。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天津科技出版社属下的两家期刊和天津日报文艺部葛瑞娥老师赴浙、沪采风，我们下塌在高楼林立的上海外滩某酒店，戴先生第一时间应邀赴会，感谢之余，唯有感动。
戴先生是文学评论家，每有作品问世，总是及时寄我。那次赴宴，他又带来他厚厚的新评论集，在深深地感叹之余，更钦佩先生的勤奋和刻苦。感受先生待人如沐春风的温暖。再以后戴先生搬家了，先是搬到浦东位于“八佰伴”商圈的张杨路高层，而后又迁至其女儿的新居，花园般美丽的“上海绿城”高档小区。在宽大旳客厅里，我们续写着友谊，也享受着戴先生营造的“快乐时光”。
戴先生的老父亲戴公望，是江南有名的书法大家。许多江浙园林，都珍藏着老先生书法墨宝，不少亭台楼阁，都有戴老的的题字。戴老把书法当健身，每天临池不辍，八十三岁时，老先生赠我的书法，录“李白的诗”至今悬于天津家中旳客厅。在上海交往的诸多文友中，戴先生及其家人和我的友谊是溶合度最高的。每年春节回沪探亲，戴先生府上是一定要拜访的。戴先生爱吃天津“狗不理”那年春节，有事逗留，未能返沪。只好托在津放寒假的，在上海海事大学读书的亲戚女儿送达。真诚感谢每次拜访先生时的盛情款待，它让我细细品味着浓浓的“人间真情”。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戴先生由于长期身患肾病，数载的透析使健康每况愈下，加之没有找到匹配的肾源，戴先生最终离我们远去。我们痛失了一位好兄长，好老师。文学界又损失了一位优秀的评论家。世界上自此又走了一位真正的“好人”，怀念戴翊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