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诗在彼岸》为题，评过少木森的诗集《谁再来出禅入禅》。发表后，有朋友喜欢这文字，也就想干脆再品一品少木森的艺术人生。
    少木森写诗，也写散文、小说。读其诗时，能读出一种喧嚣市声之外的宁静，一种“彼岸”般的纯净。而读其散文时，觉其“此岸人生”里，仍然“火气”未尽，虽然少木森似乎在全力平静自己，但人生况味里到底香与臭纠葛着、善与恶伴生着，他热切地关注着人生，笔底也就难于那么宁静、那么温馨、那么不动声色了。少木森极爱喝茶，也常写茶。在诗里，他这么对待茶：“以杯茶的姿势／凉凉热热泡残几瓣沧桑”，茶香伴着诗魂，神游于以禅观世的深远淡泊的境界中。而在散文《品乌龙茶》里，他对中国茶道作了认真的叙述，而后说，“那种刻意地肢解泡茶过程和‘诗化’或‘文化’泡茶过程……实在是煞风景和败胃口的粗俗制作，亵渎的是茶道的简单、平易、素朴、清静。”很分明地流露出一种执著与认真，比起他的诗，少了几分随性而多了几分固执。
    这种固执多少秉承了中国文人的天性，正如他自己说过的：“第一个硌在牙齿上，让‘铁嘴’吞噬不下的是文人。”这是他印在散文集封底的话，应该说，这用来形容他的散文风格，真是再好不过的。
    《养鸟喝汤》是少木森散文中的精品，文中写到人家养鸟写鸟，只因鸟哑了不叫了，便把这曾经心爱的鸟扒了皮，喝了鸟汤，又把这一切诉诸文字。在许多人看来，这也许本不算什么事儿，而少木森却站了出来，这样写道：“我也算个文人，也是个养过鸟、玩过鸟的人，我的确尚未喝过那样的鸟汤，要真喝了，我还真不敢那样写出文章来。甚至，我这样想过，我要是个编辑，还不一定愿意编发这样的文章，因为作为一个养鸟的人，一个养鸟的文人，面对这样的文字，真如针锥火燎，很难释然的……因此，我就想，还是‘文过饰非’好，王川再让人震撼与佩服，也别去仿效。”一件小事，被他写得如此煞有介事，是要“硌”人之牙的。
    于是，读起他的散文来，便没有了读他诗时的那种随性自如，反而有些许沉重了。不妨这么说吧，如果少木森的诗在“彼岸”，那么，他的散文则更多的在“此岸”。他很理性地说：“诗在彼岸／生生死死却在此岸”。他写诗，尚能“以墙为诗”，“面墙”时，精神是超脱的，诗句是“唯美”的。而他这些关注着“生生死死的此岸”的散文，却是那样现实和沉重了，在这里，我们看到“不容忽视的生活摆在你面前了，残酷得不容你逃避”。
    他如此忧患着“天才”：“可以这么说，天才常常是把平生的精力、全部的心智投入他所从事的事业，他所看到的、所感悟的，肯定是一般人所不能达到的深度，也不是一大群‘学者’浮光掠影式研究所能达到的深度，他也就往往是常人不能理解的，是‘学者’们不能相容的。用通俗的说法，他们太超前了，超越了凡人十年八年或者更长时间。在这十年八年中自然是不被理解和容纳的，甚至要受人们的奚落或蹂躏。十年八年后，人们会发现这天才多年前预见的价值，要是这天才已经不在人世，就会成为奇迹，招来许多学者的研究。要是这天才还活着，并且还是天才，那么，他肯定又超越凡人十年八年或更长时间了，又为当此之时的人群所不容，他的那些‘曾经的天才预见’也就可能因此蒙尘，不可能招来学者的研究，倒可能又招致新的奚落和蹂躏，最多说上这么一句：这个人啊，要不是性格这么古怪，倒还是一个才啊……这大概就是我们这个国度有那么多的‘追认’的原因吧！”（《把一个天才教成淑女》）
    他如此解读“圣贤”：“这哪里是讲道德的，分明是讲最缺德的权谋。能讲这一席高论的‘高人’，若为隐士，那必定是‘大隐隐于朝’的大权术家、大阴谋家。他到底是谁？到现在没有人能说个明白清楚。有人说是早于孔子的、春秋时期的楚国隐士老聃（即李耳），有人说是与孔子同时的老莱子，有人说是孔子死了一百二十多年后的战国时期的太史儋，还有人说他是秦汉以后的人，学术上是无名氏，却是个权谋大家，如吕不韦，如司马昭……简直‘神龙见头不见尾’。总之，他是中国隐蔽最深的人，是中国最狡猾的、长着两张面孔的人。”（《圣贤的另类解读·老子》）
    类似的述写，在他的《一窝马蜂》《谎言硌牙》《“不敢”之问》《阅微小品》《生灵》里随处可见。他匠心独运，或叙述或抒情或议论，随意运笔，朵体相生，不拘一格。真实与真诚的基本精神与品格得以很好的体现，在观照外在生活的同时又“向内转”，营造着理想的精神家园，藏刃于和风细雨之中，读来使人振聋发聩，却又心有所托，而且所托的还是一个清纯的理想世界。我把此说成是少木森有别于其诗的“另类忧患”，而少木森自己概括时，说为“两般忧患”，词意相近，但他说得更雅致些，他是一个诗人，一个雅人嘛。
 
            （许莉，中学教师，业余作者。）

        （此文发表于《文艺报》2003年11月6日）

                                               ——《今日文艺报》总第61期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