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年之首，在喜庆的爆竹声中传来您的噩耗，我是不能接受的。但它像晴天的炸雷猛地砸下来，那一刻，时间凝固了，呼吸静止了，在悲切的饮泣中我慢慢接受了这个现实。时间在悄悄流失，可我的心潮却不能平静，有许多话哽噎心头，久久不能释放。
是谁说，拥有时不觉得什么，一旦失去才觉得拥有的宝贵。
我和抒雁在1972年到1982年间，同在总政下属的出版单位工作，他在《解放军文艺》任编辑，我在《解放军画报》任编辑，彼此都爱好诗歌，我们的心自然地联系在一起。1982年他转业地方工作后，由于诗歌的原因，我们总是遥望彼此，多了挂念和鼓励。有了心的触动和话语的交汇，是他在鲁迅文学院工作后，大约在1995年后，那时我已调到解放军出版社工作。一次朋友聚会上，我俩相聚，我送他回家的车上，他说能否为他出一本诗集，我满口答应了他。这就是《踏尘而过》的问世经历。记得在安庆国际诗人笔会上的餐桌上，他举杯敬我，动情地回忆了此事。他不胜酒量，为了这分情谊他也干了一杯啤酒。
抒雁就是这样一个人，对于感恩、友谊之事，他不会絮道没完，一句话或一个笑容，就全有了。但他却记在心里。像他的诗，轰动了，热炒了，他从不喜形于色，标榜自己，而是静悄悄地做自己的事。在别人都热衷于现代诗的追捧时，他却一头埋进《诗经》里追根溯源，写出一篇篇惊世之文，引领我们回归诗歌之初，疏通了阅读的河道。其不知，他倾注了多少生命的血液。
我以为，他切除直肠癌之后身体恢复如初，活跃在文坛的各个角落，笑容还是那么灿烂，话语还是那么直率，见地还是那么敏锐。有谁知道，就在那些无意之间，病魔竟在暗地偷袭着他。就在去年四月他当选中国诗歌学会会长之后不久，我们结伴长治，参加一年一度的为中华祈福大会。
活动是庄严宏大的。抒雁作为会长，他跑在最前边，却乐此不疲。若知道他已旧病复发，怎么也不该让他这么辛苦。担心的是祈福那天正好天降大雨，万人身披雨衣静坐在城皇庙前的广场上，雨打风吹，等待祈福的钟声敲响。抒雁就在我们中间，雨水落在雨披上，顺着帽沿滴在他清瘦的脸庞上，笑意殷殷。我突闪过一个怜爱，也只能如此了。其实，当时而论，他是在忍痛坚持啊！
难过的是登高退场的那一关。大会结束，所有的人必需爬上几百个台阶，登上城皇庙的大殿烧一炷香后，再转到大庙北面的停车场上车。这段登天路，雨打路滑，步步高攀，我登上最后一个台阶时，两腿发麻，心慌气短，两眼发黑，几乎晕倒。抒雁呢？他是怎么爬过来的呀？我不安的看到他也准时坐进了汽车上。脸色苍白如纸。
记得活动结束时，在告别的宴会上，我靠他坐在一起。他悄声问我，对这次活动的安排满意不？他心事重重地说，学会要下大力弘扬诗歌精神，扎扎实实地做几件满意的事情，不能占着茅坑不拉屎。看得出他对学会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谁知回京后不久，他又住院了。这让我不得不又想到那个“癌”，想到那次祈福活动的折磨。我只有在时间的渐进中默默为他祈福！
时间到了10月28日，我的长诗《烛火之殇——李大钊诗传》研讨会前夕，抒雁答应出席。临近，我拨通电话，电话那头传来他急促的声音，他说，对不起，我刚刚住院了，身体有些不适……自打我慌乱地放下电话，心中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这种不安与期待一直折磨着我。
我不愿说起他的事情，生怕那个噩耗成真。可是，他终于没闯过那一个关口。蛇年之初的情人节，抒雁真的走了，匆匆复匆匆，一切过往都成了美好的回忆，再新的过往不再。
悲泪难止，大地无声。我想到“雁过留声”这句俗语。抒雁走了，这只冲天之雁、伶俐之雁，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呢？是心之慈悲？是诗之豪放？是人性之光艳？是做人之刚正？都是呀！
笔醮悲泪成联：
抒胸吐胆血沃文坛成巨擘，
雁过留声泪溅草木警世诗。
我把它挂于抒雁的墓前，祝他一路走好，冥福安康！——《今日文艺报》总第67期第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