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 电影《武训传》被解禁，供“研究使用”发行。于是,引发了一些人的欢呼,一些媒体把《武训传》当成什么了不得的经典。1951年,有关方面曾对这部影片开展大批判,由此，这部影片也尘封了60年;上世纪80年代中期, 有人为影片鸣不平,但仍未恢复公影；如今也只是发行DVD 而已。《武训传》是一部以清朝末年武训的生平事迹为内容的传记影片,影片叙述了少年武训的苦难生活和他从青年时代起由“行乞兴学”而终于获得“苦操奇行”的一生经历。武训死后,被清皇朝授予“义正学”牌匾，被一些人吹捧为“千古一人”、“圣人”。
诚然,确如1980年代以来一些文章所说,那场批判是“过火的、粗暴的”(胡乔木语),过于上纲上线，批判面过广,牵汲面过大。但是不是全部都批错了呢?我看未必。
究其实,武训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畸型儿。其性格特征是不敢抗恶、忍受屈辱、乞求恩赐。早两月刚去世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朱寨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关于《武训传》事件是这么认为的:武训看到一些穷人由于不识字而受欺骗受压迫的事实,因而萌生了要为穷孩子兴办义学的愿望,这是值得肯定的。他从20岁起就打出了“行乞兴学”旗号,以耍把戏、磕响头、喝赃水甚至挨打受辱等等卑贱方式乞讨钱物,以备兴学。但是如此积财甚慢,又难于取信于社会,加之所积少量钱财,因无“合法”社会势力保护,总不免有被人抢夺侵吞之虞。因此他从30岁起就依托地主豪绅放债,成为放高利贷者,并以所得利息买地出租,到晚年,他已经是地产跨三县的富人。武训从小就是当时“流民团” 的一分子,山东巡抚张曜曾亲赏他白银二百两,而武训后来应召到济南晋见张曜，事先集合了成千上万乞丐，用虱子组成祝寿字句,向张曜敬献了万名旗与万名伞。两人就这样互相利用。
武训办学,就其思想内容来说,无非是“吃人的礼教”那一套,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著名作家邓友梅说:“1948年冬天,睢杞战役后,我们部队转移到黄河北岸休整。当时我就住在武训师范(也就是崇贤义学)和武训墓的所在地——堂邑县(今冠县,笔者注)柳林镇。我有意无意地接触了一些关于武训的材料,个别同志曾研究过是否可以用来教育部队(主要是鼓励文化学习),但结果大家都认为不行。原因是, 武训不仅没有革命思想,而且他的行动是直接替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那篇著名社论发表前,就有不少有识之士发表对武训与《武训传》的批评。1940年代《 新华日报》的文章认为武训是“屈从旧势力”;郭沫若认为武训“那样也解决不了问题”; 解放初,夏衍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上海昆仑影业公司负责人就《武训传》投拍事宜找他,要他批三亿元(折合现人民币三万元),并要求夏衍审定修改剧本,均被夏衍一口拒绝。夏衍认为“武训不足为训”,并说花这么大的人力物力去拍这样一部片子意义不大; 于伶则说“要拍农村教育片,不如歌颂解放区模范教师陶予端的题材”;周扬于1951年3月在第一届全国文化行政会议上的报告中,就点名批评电影《武训传》“是一部对历史人物与历史传统作了不正确表现的,在思想上有错误的影片”。《文艺报》等报刊也发表过批判文章,贾霁、杨耳等评论家认为, 《武训传》所宣扬的武训精神,对反动统治采取投降主义的态度,在历史上的作用是反动的;前述邓友梅的文章也是那篇社论发表前在《文艺报》刊发的。
1994年,某大学编著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附录中收入了《武训传》剧本,我读了,只感到恶心与肉麻,遂与一位刚毕业三年的大学生交流,他说他不光读过《武训传》剧本,还看过《武训传》VCD,对武训这个人物不光爱不起来,而且还有点讨厌。近日一位网友说:“就说武训吧，我并不很推崇。武训一个饱经苦难的社会最底层百姓,他并不知道给他带来苦难的真正的根源是什么？他认为只有读了书能识字就能改变这一切，就他的思想高度根本意识不到造成这一切的是腐朽吃人的封建社会制度！”
1936年,上海《申报》发表了一篇《武训先生》的文章,鼓吹儿童应学武训。针对这种以武训为榜样、让人“看了要头昏的教训、劝谕”,公然宣扬奴才主义、奴化教育,鲁迅先生读后十分不满与反感,即作《难答的问题》一文, 对“自己吃臭饭,喝赃水”“只要有人给他钱,甚至他可以跪下来的”乞丐武训表示质疑:“小朋友们会怎样感想呢,他们恐怕只好圆睁了眼睛,回作者道:大朋友!你讲了上面的故事,是什么意思?” 鲁迅先生真不愧为骨头最硬、最没有奴颜媚骨的中华民族之脊梁啊!由此想到,如今, 武训与《武训传》重新吃香,莫非软骨症泛滥的时代真的又要来临了?
（《清远日报》2012年6月9日）
——《中外名流》第6期 艺苑·广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