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同吾 中国作家协会研究员、中国诗歌学会名誉会长、国际诗人笔会秘书长。多年在高校中文系执教，1983年调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专事诗歌创作的宏观研究和诗歌评论，主要著作有诗评诗论集《诗的审美与技巧》《诗潮思考录》《诗的灿烂与忧伤》《沉思与梦想》《诗的本体与诗人素质》《枣树的意象和雨的精魂》《青铜与星光的守望》以及小说集《听海》，散文集《哲学的白天与诗的夜晚》，随笔集《放牧灵魂》等，多次获全国优秀图书奖。

 

　　一

　　清明节前，我和妻子又一次来福田公墓为父亲扫墓，下午人迹稀疏，墓园内尤显得肃穆而冷寂，我们手捧花篮默默地穿过层层碑林，心情格外暗然。面对父亲的遗像，仿佛面对他本人，还是那么温厚和善，如同昨日我正与他促膝相谈，然而一切都那么切近而又遥远，毕竟人间冥间两重天。站在那里我没有流泪，而现在伏案沉思时却泪雨潸然。我的父亲有超出常人的温厚和善良，使他的一生形成独有的传奇色彩，成为作人的典范，我为有这样的父亲而骄傲。他也是我最亲的亲人，对我何止是恩深似海、情重如山。

　　父亲于1998年2月4日病故，享年91岁，迄今已22年。他去世那天，是农历除夕的前一天，翌日火化，正值家家欢欢喜喜过年，我们全家却迎着凛冽的寒风送父亲远行，那种凄然是可想而知的。他的溘然长逝我毫无思想准备，因为他的身体一直很好，到了九十高龄还是满面红光谈笑自若，每有朋友来访都说令尊像七十岁的。当时我家住平房没有洗澡间，春节前他还独自上街理发又洗澡呢。22年来我从不愿写写父亲，我实在惧怕触及太深的悲情和怀念，只是在他刚刚离世不久写过一首短诗《太浓太浓的思念》：

 

　　总是希望生命铸成奇迹

　　总是希望微笑长留人间

　　时光易老希望不老

　　我在希望里享受春天

 

　　希望终于破灭

　　你的心脏已经停竭

　　虽然　这是不可抗拒的生命法则

　　虽然　这是不可逃避的自然归宿

　　但理性的殿堂

　　骤然倾斜

　　任眼泪滔滔流淌

　　任思绪滔滔不绝

 

　　两个世界万里迢遥

　　像是横隔着浩浩的岁月之河

　　然而　转瞬之间

　　就从喧闹的尘世

　　走向永恒的安宁

　　再也不能朝夕相伴悠然陶然

　　再也不能神思相依牵肠挂腹

　　当你的血肉和温热

　　化为慈爱的象征

　　让我在可知而不相见的时候

　　才真正体悟

　　什么是最大的悲恸

 

　　从此　便有一个精致的盒子

　　永远在我的心中

　　以温存的光亮

　　照彻我不眠的长夜

　　照彻我孤独的灵魂

　　不敢触摸　不敢凝视

　　怕太浓太浓的思念

　　把我淹没

 

　　

 

　　父亲张耕畲，读过私塾和小学共六年，14岁只身离开故土乐亭前往黑龙江安达(大庆)当学徒。凭我的感觉他资质一般，绝非聪明绝顶鹤立鸡群，更非叱咤风云，然而他却有超出常人的沉稳、忠厚、善良、宽容和诚信，因而得到人们的信任。当学徒是很苦的，终日早起晚睡擦拭店铺，挑水喂猪，还要给掌柜的和店员倒尿盆，稍有空暇也要在店堂中垂手侍立迎候买主。这些小伙计们都争先恐后地表现自己的勤快。店铺里等级森严，小伙计提升一级就叫“吃劳金的”，是店员，可以有些许工资，学徒三年期满表现尚好可当“吃劳金的”，穿上长衫站柜台卖货，更高一级的店员可以跑外柜联络生意。有个姓董的店员，忌恨我父亲的勤勉老实，就处处挤兑他，晚上把扫地的笤帚藏起来，自己天不亮就扫院子以表现最勤快，我父亲只能去挑水。黑龙江冬天的早晨零下30多度，自然苦不堪言，而他总是毫无怨言。不久这位姓董的店员患伤寒病，二十世纪20年代安达仅是个荒凉小镇没有医院，他病卧在床饮食不进，我父亲为他买来一些草药日日煎熬，并且伺候他端屎端尿，做一点面汤喂他，如此坚持一个多月他终于康复了，使之感激涕零，如此以德报怨，使他们成了朋友。他常说人与人不可结怨、矛盾是可以化解的，只要你能宽容，只要你有一片善心。

　　乐亭县的风气是大多男孩子到了十四、五岁就到东北当学徒，有的提拔当了店员，但绝大多数人都挣不到许多钱，干上四、五年又回家务农了。我父亲也如此，回家呆了三、四年后接到田熙久的信，让他与另外两个朋友温济五和张振华回哈尔滨帮他经营生意。田在哈尔滨创建了天丰东粮栈，生意正呈旺势亟需扩充人力，于是我父亲就加盟于他的企业。温伯伯任总经理、张伯伯任第一副总经理、我父亲任第二副总经理，生意越来越大，在安达等地还有分公司，有职工500多人，逐渐形成东三省最大的粮油企业，是具有垄断性质的粮油托拉司。他们从黑龙江和吉林，几百火车地购进大豆、高粱、玉米，又成火车地卖出。张作霖便是他们的客户之一。田熙久是老板，不参与经营，温伯伯为人更老实，不很过问财政;张伯伯痴迷信耶稣，到处盖教堂天天去布道，业务均由我父亲经管，他兼任会计部主任和联络部主任，每天忙于各种应酬，几乎天天请大客商在马迪尔饭店吃饭，因此他也承邀赴沈阳到张帅府作客。除了挣工资，他们三位也以人入股，田家是钱股占3，温伯伯占1，张伯伯0.8，我父亲0.6，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温张二位真正是“抛手掌柜的”，公司赔挣一律不过问，而我父亲却独自承担责任和风险，分红竟如此悬殊，实在有些不公平，但我父亲毫无怨言，对二位兄长一生都亲和而恭敬。解放后他们都避居北京，也偶来串门，我年纪虽小却感到父母对兄长的敬重。

　　天丰东是田家的独资企业，田熙久二十岁发家，不足四十岁退隐，离开哈尔滨到北京当寓公，在崇文门外下三条买了座大宅院，内有假山亭榭，雇用中西厨师，既有轿车又有马车还有花匠，过着一种悠然自得的生活。他对我父亲十分信任，对天丰东业务不闻不问，每年春节前我父亲自哈来京向他汇报一次并将全年红利如数汇入他的账户，只此而已。父亲对田敬佩有加，说他是大手笔大气派，能放能收能进能退，慧眼识人知人善用。解放后出于藏富避嫌心理，田熙久把这座宅院卖了，成为共和国副主席、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的宅第，他在西单灵镜胡同买了一座两层宅院，和他的二弟、三弟三家共同居住。我在读初中三年级时，曾见过他一面，是父亲嘱我见田代他去汇报一件什么事。我到前院见田二伯父田纯仁，他是我家常客，因其兄有钱他终生不曾工作，是个思维慎密能说善辩的绅士。我在他屋里稍坐便带我到后院看望田熙久，他中等身材略显发福，圆圆的脸庞留平头，他正在客厅与人下棋，并不见桀骜锋利，却也气宇轩昂。我进门站在一旁，说了一句大伯好!他抬头看了我一眼，田老二赶快说：“耕畲的儿子来看望你，有个事……”没等他说完，田熙久眼看棋盘，说：“跟你说就行了。”我楞楞地站了片刻说：“大伯我回去了，您有什么话带给我父亲吗?”他眼也没抬说：“没有，问你爹好”。

　　我回到家对父亲说：“他好大架子呀，其实他早已不是你的老板了，都是闲居老头儿，有什么呀!”

　　父亲笑笑说：“几十年我们对他毕恭毕敬惯了。”

　　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对他的兄长们都谦和恭敬，尤其对田熙久，总是称赞他的胆识和气派。“文革”初期，田家同样在劫难逃，全部金钱被红卫兵抄走，房产被归公，田家三兄弟全家被轰回乐亭乡下。田熙久被押解走出滦县火车站，昂头挺胸高喊大骂：“我一不是国民党，二不是特务，堂堂正正做人，规规矩矩挣钱，何罪之有!人作孽有天报!”于是就被押送他的红卫兵活活打死了。田纯仁遣送回农村忧愤加贫寒，几日后也命送黄泉。好多年之后，我父亲还对此感叹不已，说：“田熙久是刚烈不屈一世英雄，不像我平庸之辈，逆来顺受而苟活至今。”其实，他绝非“苟活”，他晚年一直生活得安闲而快乐。

 

　　二

　　父亲一生都坚守他自己的作人原则，一是要善良本份，不贪欲、不骄狂;二是要大度宽容，以德报怨;三是怜爱世人，不求回报;四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从我记事起到他辞世止，没听到他对任何人有所怨恨，他一生不树敌，一生不结怨，一生默默地为相识的和不相识的人做好事。

　　在哈尔滨时有两件事足以说明他的为人：有一天傍晚他乘坐那辆超豪华的伏特牌轿车回家途中，这种型号的车当年在哈尔滨只有两辆，因而十分显眼，正在行驶站在雪地上的一个人突然窜到马路上截车。车子停下来那人说，他儿媳妇就要临产了，可是他手无分文，请先生周济一下吧!我父亲拿出十元钱交给他，并叮嘱他一路小心。这十元钱相当于十个银元，当年相当于普通职工三个月的工资，老舍的小说中写道，那个年代一名警察、厨师每月只挣三块银元。车子继续前行，司机说您怎么知道他儿媳妇要临产?现在处处是骗子!我父亲说：“我无法知道他儿媳妇是否要生孩子，但我确信他是穷人，否则零下20多度，谁会站在马路上截车呢?我给他一点钱心里就安实了。”还有一件事，他的六叔也在哈尔滨做点小生意，辛辛苦苦挣了些钱存放在一家商号里，因为私家商号给的利息要比公家银行高一些。但不幸商号倒闭，老板连本带利卷包逃跑了，老爷子闻知一生的血汗钱付之东流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立即病倒了，我父亲闻讯赶到六叔住所，好生安慰他不要着急，他一定通过各种关系找到这个老板。过了两天他满脸笑容地去看六叔，说他找到了那位老板，他真的不是骗子，确实因经营不善而亏本，先归还老爷子存款的一半，待过些时日经筹措再归还另一半。老人家得知后又惊又喜，连连说耕畲多亏有你呀，不然我这条老命就交待了呀!又过了些日子，我父亲又去看他六叔，归还了另一半，老人家的身体就康复了。其实，到哪里去找逃跑的老板呢?这件事直至老爷子去世，他都不知道这笔钱是我父亲给予他的。过了好多年我母亲把真实情况告诉了六叔的女儿，也就是我的堂姑姑张桂莲。桂莲姑姑是看着我长大的，对我也特别亲，她结婚时其父母已去世，全部陪嫁都是我父亲出钱制买的。她前年以88岁高龄去世，她去世前我每年看望她，她都念叨我的父母对她如何之好，每次都泪流满面。

　　我家移居北京之后，正值解放前夕社会动荡，那时我家的经济状况虽未到窘迫的地步，但远远今非昔比，而父亲又没有工作，就不得不考虑在哪里存钱利息高一些，于是把一笔钱存在天津的一家商号里。这次他竟然重蹈他六叔的覆辙，商号濒临倒闭，老板是我父亲的朋友，也是个很讲诚信的人，立即通知他赶快把所存全部款子提走，利息也就算了，同时还面带愧色地说，至于其他人的存款，就实在无力偿还了，这是无奈的事。我相信所有的人在这种危机时刻都会捷足先登顾全自己，别人受到损失爱莫能助，而我父亲却是一个特例，他考虑到还有两个朋友也把钱存在那家商号里，于是立即通知他们去提款。商号实在无力偿还这么多钱，于是征得我父亲同意，三家各提取了三分之一，三分之二的金额都打了水漂。这是关系自家利益的大事，他明知道这个巨大损失对于我家生活意味着什么，他明明知道另外两个朋友都比我家富裕，但他竟然能做到在关键时刻先人后己，或是称之为“有祸同当”。我母亲也实在了不起，她深明大义，对这笔巨大损失自然也很心疼，但从未埋怨。我常常想，世人都说自己如何仗义，在利益悠关之刻，有几人能如我的父亲这样疏财仗义!

 

　　
 

　　1999年与朱增泉中将在新疆楼兰

 

　　三

　　父亲心胸豁达、安恬沉静也是罕见的。1966年夏天“文革”恶浪扑天盖地，红卫兵穿堂入室“破四旧”，见古玩瓷器就砸，见名画书法就撕，所有的中外文学名著都被视为“四旧”统统被焚烧，对“地、富、反、坏、右、资”就进行游斗，然后驱除北京遣送原藉。说是疾风暴雨就太轻微了，应该说是血雨腥风。仅在某一天之内在安定门内的一条胡同里就打死或自杀了28人，其中包括一位男同学的父亲，和一位女同学的祖母;他俩都是我大学的同班同学。1993年我到以色列访问参观大屠杀纪念馆时，看到许多纳粹分子在街头焚烧书籍和屠杀犹太人的照片，在解说词中引用了海涅的一句名言：“哪里出现了焚书，哪里就会有灭绝人性的屠杀。”我回国后在一篇访问记中写道：“1939年德国那个寒冷的冬季和1966年中国那个严酷的夏天，都不幸被120年前的那位先哲言中了。”我父亲只受皮带抽打，而幸免于死。我家所有皮箱、衣物都被没收，齐白石的两幅真迹被撕毁，房间的瓷砖砸碎挖地三尺，取走了仅存的22两黄金(几年后落实政策按每两95元人民币退赔)。与此同时红卫兵到派出所给我父母注销了户口，然后要押送回原藉，这时通知我返回家中陪同父母度过一夜，翌日送他们回乐亭农村。我一进门看到一片狼藉，母亲病倒在床上脸色苍白，床上已无被褥只剩木板，我父亲却安然地在光板上睡午觉。这简直是奇迹!身临囹圄一贫如洗沦为贱民，明天就要走向苦难的渊薮，他竟然如此平静。倘不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倘不是把生死祸福视若轻尘的人，岂能进入这种境界!

　　那天夜里我坐在父母身边，反复劝说他们回到农村不管受多大罪，经受多少凌辱都要坚忍，为了我你们也要活着。母亲的手却冰凉，我让她依在我怀里紧紧纂着她的手。没有月光，我也无泪，就这样度过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四点，我就背着母亲离开了家门。这不是衣锦还乡，也不是迁徙，而是发配，只是没戴木枷。我在县城雇了一辆小驴车，拉着几件衣物被褥和病重的母亲，我和父亲还有押送的五名红卫兵随车步行，夕阳西下踏入后王庄这座冷寂的荒村。阔别故乡多年，哪里有安身之所?只能栖居在我一位族叔的西屋。村党支部书记和贫协主席，大约与我同庚，我们当年离开后王庄时他们才六岁，对我父亲的印象只知是本村的“大财主”，对其人品所知甚微，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时代，所有有钱的人都被视为敌人和罪人，受到鄙视。当年书记和贫协主席的老父亲还健在，我们进村的当晚，书记的父亲对儿子说：“你张耕畲大哥‘遭难’了，他可是好人，一生周济穷人，咱村东的石桥是他修的，吉祥寺的庙门也是他花钱盖的，一座庙门可不就是一扇门，那是一座殿，比盖二十间大瓦房还贵。咱们村子从东数到西，没有一家一户没花过张耕畲的钱呀。你哥哥要结婚咱家实在没办法，那时张耕畲已搬到县城里住，我去找他说你大侄子结婚，能不能借三十块现大洋(银元)?他说这是孩子一生大事，要办得体面一点，你拿走五十块吧!啥叫‘借’呀，还得起吗?就是要嘛!你看还有这么善心的人吗。”

　　回到村里很快就入深秋，无米无柴，到了夜里就有人偷偷送柴、送米、送油，他们都不留姓名，轻轻推开院门放在那里。又过了些日子气氛稍微松动，谁家娶媳妇嫁闺女，都请我父亲去喝喜酒，坐在农家土炕中央，还如当年尊为高客，在阶级斗争的年月这是奇迹。后来父亲曾感慨地对我说：“路要留给后来走!当年施恩绝没求回报，如今却得回报，行善于人，得善于己!”我希望我的儿孙，深刻铭记这致理名言!父母返乡第二年冬天，运动稍微平静我脱身回乐亭去看望双亲，一间小屋纸窗土地土炕，母亲围着棉被坐在炕上，纸窗不防寒，把一床破棉被吊在窗户上，屋子里就更黑了。父亲特意买了一斤白薯白酒，七分钱一两，煮了一锅面条汤，酒就面条儿满身就暖了。自然是说不完的话，述不尽的离情，父亲说日子过得很好，每月我寄10元，姐姐寄10元，在村里仍是富户，还不断有人来“借”钱，三毛、五毛、一块不等，农民太穷了，劳动一年挣的工分还不够交口粮的钱，连买点盐和酱油的钱都没有，农民不许有自留地，养几只鸡都算“资本主义尾巴”也要割去。对于父亲村里并不要求他“劳动改造”，可是他经常下地干活儿，他说在那里大家有说有笑很快活。有时在外村放电影或演皮影戏，他就随社员们去看，往返三十里，并不觉累。我实在难以理解他一生什么戏没看过，沦为贱民还有如此兴致?他说：“人生在世，无所谓谁高谁低，都是光着屁股来光着屁股去，把你放在哪里都要既来之则安之，就像木头，可以做垫脚，也可以做房梁，都一样。”

　　他还说：“咱本来就是平头百姓，从土地上走出又回归土地，不是很好吗?国家主席、开国元勋和无数功臣，为革命出生入死结果又被整死了，我却活得好好的，应该庆幸才对。”如此豁达者，世上有几人?

　　父亲为人慷慨，对自己却十分节俭，不知道他年轻时是否吸烟喝酒，从中年他是不占烟酒的，只是到了晚年每晚喝一两白酒，有时也喝点啤酒，偶也吸烟却不成瘾。他爱喝茶，只买几毛钱一两的“高末”。五十年代中期他在西直门外上班，从西四至西直门乘有轨电车是五分钱，如果在新街口下车是三分钱，他为了节省二分钱，宁肯在新街口下车，徒步走二三里。家中饮食菜疏都很简单，无非是米饭、面条、饺子和烙饼，除了青菜、豆腐，偶有红烧鱼肉而无山珍海味。到了冬天，他喜欢吃砂锅居的白肉，从那里买回家中升起火锅，加上素丸子和粉丝，配以各种调料，全家围坐暖意融融。即使他鼎盛时期也没为自己买过名贵的手表和钢笔，我和姐姐上中学后想带手表，母亲从箱子里拿出几支，有的是上了弦还不动，有的戴上一摇晃又停了，我们埋怨他这是什么破表呀!他笑笑说都是开会时送的礼品表。我们说那时候买几支欧密格或劳力士你又不是买不起，他说有块表能看时间就行了，何况作人应该不事浮华。他本人也没买过衣服，他的那些西装料子极好，都是他的下级为了公司形象找来裁缝，量好尺寸，代他在上海或东京定做的。他完全可以抵制不做这么好的西装，这说明他也是矛盾的，他的老板也同样主张衣着朴素，有一次他到上海穿一身布长衫脚穿布鞋，处处受到歧视和怠慢，别人不会相信他是哈尔滨商界老大，带着满腔气愤回来，下令下属改变“行头”，要穿得阔绰体面，这真是“人看衣服马看鞍”。

　　父亲对我是极尽恩宠却不放纵，在物质上和精神需求上我充分得到满足，在行为方式上我必须对父母孝顺、对友朋关怀，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与人相处要谦和礼貌。因为他本人格外节俭，我的花费十分自觉绝不奢侈。他知道我喜欢打球，上小学四年级时他给我买了一个篮球，那是篮球中的极品，价格昂贵相当于4分之1两黄金。其实那时我只能玩皮球根本打不动篮球。上高中后父亲要给我买一辆自行车，我说我喜欢旧的，就坚持买一辆二手车骑到高中毕业。父子之间就这样心灵默契相互感应。

 

　　
 

　　2006年与李松涛、赵首先在第六次全国作家代表大会上

 

　　四

　　1970年12月，父母想念儿孙难忍，双双来京看望，抵京第一夜母亲因过于激动心脏病发作溘然长逝，父亲就留在北京与儿孙一起安度晚年。除他回乡四年，父亲一直都与我相伴。我上小学时放学回家刚一进门，见父亲不在家，我就问妈妈：“我爸爸呢?”真是须叟不可分离。母亲笑答：“咱家好像只有你爸爸似的!”

　　父亲是我的知音，每天回家就向他讲述班上种种趣事，讲述我踢足球如何盘带过人，如何射门，也讲上课时老师如何夸奖我，反正都是过五关斩六将的事，他总是专心地听我讲述，脸上挂着欣赏的表情。他也常常带我去公园或到朋友家中，真是形影不离。上小学三、四年级那两年，每到春天他就要带我去颐和园看玉兰花。这件事让我很为难，请假逛公园自然难向老师启齿，如果撒谎又有背良心，何况耽搁学业。父亲总是说“耽搁学业事小，耽搁赏花事大”。这话实在太经典，让我终生受益。前几年我到外地参加一个文学活动，面对几十位青年作家讲述我的人生体验，我说：

　　“我的一生得益于父亲的宽松，他从不过问我的考试分数，而更注重让我的心灵获得充分的自由。只有心灵自由而宽松，才有可能发展个性。一个男人，一个男诗人男作家懂得赏花爱花多么重要啊，花是大自然的恩崇，也是一种至纯至美的象征，懂得爱花才会怜香惜玉懂得爱情，懂得爱情的人才懂得热爱生活，才有喷涌而至的才思!”这段半庄半谐的话博得了热烈的掌声。

　　父亲深谙世态炎凉，他看重人与人的情义而鄙视世俗功利和浅薄，他说“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他说：“将军死马人吊孝，将军死了没人埋。古今如是，你看对于那些官高位显的人，对那些财源滚滚的人，有多少人去攀附去逢迎，终日门庭若市车水马龙，不是亲来强攀亲，一旦退位一旦失势，却是门前冷落鞍马稀了。”他认为荣华富贵仅是一时之盛，都是过眼云烟，何况当官又多有风险，他多次背诵韩愈的诗：“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还是像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才是人生自主的自由境界，他更喜欢苏轼的一首诗：“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这便是他对我的祈望。为人处世他主张大度、宽厚、宽容，有一次他给我讲过一个故事，在乐亭县城内有一条仁义胡同，原来没有胡同，清代这里住着一户豪门，其主人在京为官，家人在重修庭院时加高加厚了院墙，这样便多少侵犯了邻居的利益，相互争执各不相让，家属便写信至京城，请示主人如何办，他复信只写了四句话：“千里捎信为道墙，让它几尺碍何妨?万里长城今尚在，不见昔日秦始皇。”家属便领悟其意，把院墙向后退移五尺，对方深受感动，也将自家院墙后移，这样就让出了一条胡同，被后人传为仁义胡同的佳话。　　

 

 

　　我时常听到文坛上许多人自誉恬淡，说自己与世无争。我以为凡这样自我表白的人，都在争着，往往是得意时的作秀或失意时愤懑的另一种渲泄形式。我父亲一生都没说过自己恬淡，没说过与世无争，但他真正做到了恬淡，做到了与世无争。从我记事起到他晚年，他都那么沉静、安闲而慈祥。或坐在客厅里看书，或坐在院子里饮茶，他偶然吸烟但不成瘾，晚饭时喝一两白酒绝不多饮。他一天中最快乐的事是晚饭后，我不管多忙都到他房间里坐一坐，沏上一壶茶对坐闲叙一番，然后他入睡我回书房工作。闲谈内容大多是听他讲人生往事和历史掌故，我向他讲述所见所闻。同他的耳鬓厮磨，对我这是极好的薰染，我现已年届七旬，回首往事审视自己，虽资质平平，无官无职，也谈不上有所建树，却一生平顺。扪心自安，经历那么多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不曾伤害过一人，也未曾罹难;偶遇迷津，总有高人指点，偶遇困难总有贵人相助，偶遇路坎总能迈过;近有小人嘁嘁，实为利益趋使，对我无伤毛发。这一切除了天缘人缘，是否也同父辈行善积德相关，证明善有善报，福荫子孙。

       ——《中外名流》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