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朴初 安徽太湖人，1907年生。1926年江苏东吴大学毕业后担任上海江浙佛教联合会秘书、上海市佛教会秘书。1936年，在上海成立中国佛教护国和平会，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7~1945年，先后担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理事、上海市佛教会秘书、主任秘书等职务。1949年，参加中共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1950年，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民政部副部长、人事部副部长，上海市人民政府法律委员会副主任。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时，被选举为副会长、秘书长，连任至1980年。此外还担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顾问，中国红十字会名誉会长，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第一至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我和赵朴老的交往和相识，是在那场毁灭文化的浩劫愈演余烈的时候，当时年纪很轻的我，在浙东前哨的海军雷达部队工作。一天，忽然接到一封中国佛教协会的来信，打开一看，是赵朴初先生亲笔写的回信。本来，我想赵朴老和我素昧平生，我即使写了信去，也不会有回音的。谁知，赵朴老不仅很快回了信，而且就我求教的“词牌及其格律问题”作了十分详尽的答复：“‘词牌’，是唐宋时代的歌调。所谓‘填词’，就是按照歌调将词儿填进去。现在，唐宋歌词绝大部分均已失传，要‘填词’，只能按照前人所做词的字数、平仄、韵脚来填。”赵朴老以“蝶恋花”为例，把这首词的每一句末字的韵、声，都一一标明。即使这样，赵朴老仍怕我弄不清楚，又举了“忆秦娥”词，再次逐字逐句地进行分析讲解……写了满满的四张纸，还言犹未尽。而这封信，赵朴老是在病了两年多，不能多用脑力的情况下写成的。其情其景，可想而知，怎不叫人感慨倍之、心慕手追。
从此，我和赵朴老建立了通信联系。那时候，我少不更事，更无生病之苦，因此，常将自己的拙作寄上，敬请斧正。赵朴老则总是在“发病频繁，体力疲惫，不能起床”的境况下坚持回信。对我那些不像样子的作品反复推敲、仔细修改。有时，我的一首不足百字的小诗，赵朴老删改批注竟有六、七十字之多。这每一个字，都凝注了赵朴老的心血！增加了他的病痛……
1967年秋天，我趁到北京探亲的机会，偷偷地去拜望了赵朴老。一见面，赵朴老便紧紧拉住我的手，用他那慈祥的、睿智的、具有穿透力的目光亲切地凝视着我。当时，我真的不敢相信，面前这位身着蓝色但已洗得泛白的中山装、普普通通、朴朴素素，大街上几乎随处可见的长者，就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名满天下——如今有的“造反派”正要批斗——的赵朴老。
赵朴老先问了我一下部队的情况，接着便谈起了诗、词和散曲。谈到兴起时，就朗声吟唱起自己的新作来……吟罢，诚恳地说：“黄国光同志，提提意见，我还要进一步修改。”态度自然，绝不居高临下。
这以后，只要有机会进京，我便悄悄地去看望赵朴老。每次，他不管多么忙，总是放下手头的工作，热情地接待我。有时，他身体不适，就是拄着拐杖，也要亲自接我、送我，从不让别人代替。一次，赵朴老送我到大门外，他倚着拐杖深情地说：“军队里，我的老朋友不少……但是，年轻的朋友不多。海军的朋友就你一个，希望你以后常来。”我深深地点点头，告别了赵朴老。但我自己心里特别明白，自己才疏学浅，哪里配做赵朴老的文友？实际上，我一直把赵朴老当成可亲可敬的长者和导师。
1976年，我调到海军政治部搞专业文学创作。虽说进了北京，但由于粉碎“四人帮”后，赵朴老的社会工作日益繁多，又年近古稀，我除了逢年过节和特殊情况外，便很少再上门占用朴老的宝贵时间了。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有些事又会不期而至。1977年秋天，有两个鄂温克族猎民来京，托我将一份“报告”转呈中央解决他们狩猎中急需的子弹问题。
我思来想去，没有办法，只好带两位少数民族兄弟去向朴老求助。朴老欣然答应帮忙，写了一封信附在“报告”上，转给了当时人大副委员长乌兰夫同志。乌兰夫在“报告”上作了批示，并请时任总参谋长的罗瑞卿同志和国家体委协助解决。没过多久，将近20万发小口径步枪子弹便运往了大兴安岭原始森林。
在与朴老的交往中，我打扰最多的是：受人之托，代求墨宝。1978年，朴老刚从国外访问归来，我便带着朋友去了朴老家中。朴老推掉了一些事，用了半天时间，为我的几个朋友写了字。同去的剧作家李云良小声问我：“你不请赵朴老写一幅？！”我虽然很想要，但看朴老已经累了，忙摇摇头。朴老好像看透了我的心思，提高声音说：“国光，我们是十多年的老朋友了。我得给你写——做个纪念吧！”说着，朴老展纸挥毫，抄录了自己的新作《题万松图》，遒劲有力，潇潇洒洒二三百字，一气呵成。并用了平时很少用的“无尽意”印做起首章；压角盖章的是刻有朴老家乡安徽巢湖的朱文。
1984年春天，几个文友到我家做客，见墙上悬挂着朴老的墨宝，赞叹仰慕，亟望帮助求之，苦苦相托之下，我贸然地点了头，并给朴老写了一封信。很快，朴老的秘书打电话给我说，信，给朴老了，但能不能写这么多字，很难说。因为根据朴老的工作和身体情况，中央有关部门已有规定，朴老一般不再写长的文章或题较多的字……可没过多久，朴老叫我去取。当我看到朴老那疲惫的面容时，深感内疚。朴老像往常那样目光慈祥地看看我，宽宏地说：“国光，中央是有过规定，可你已经答应了朋友，不能失信啊！
打那以后，我再也不替人向朴老求字了。但我自己一有事，只要找到朴老，他还是一如既往，有求必应。1985年，部队推荐我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按规定，入中国作协，必须有两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介绍人。这事，我和朴老一说，朴老当时特别高兴：“好哇！你拿着表，快到我家来吧。”一到朴老家，朴老便在我的入会申请表第一介绍人的地方，很认真地写道：“黄国光同志敏而好学，勤奋创作，已有多部作品问世，我愿意介绍他入中国作家协会。赵朴初。”当年10月，我转业到了中国作家协会，领导派我去筹建一家音像出版公司。为题写公司的名字，我又一次去麻烦朴老。没两天，我去取时，秘书悄悄地告诉我，这次，朴老又破例了！以为凡有经营性质的单位或公司名称，朴老一概不写了。整个北京城只有青云仪器厂、国华商场那么几家，都是很久很久以前题的啦！
是啊，这么多年来，我给朴老添了多少麻烦。可朴老的胸怀总像大海一样，任我这个水兵出身懵懵懂懂的人纵横驰骋。这使我不禁想起了古人尹知章的话：“大士不矜，谦而接物。”
可亲可敬又十分可爱的朴老，不正是这样的“大士”吗？——《中外名流》第9期评说·自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