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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岁月 收藏
2016-06-15 00:17|《中外名流》杂志 |
——“小萝卜头”的大姐宋振平谈弟妹们
 
 一
 
  凡看过《红岩》小说和电影《在烈火中永生》都知道知名度最高的人物之一——“小萝卜头”在狱中同敌人斗争的故事。“小萝卜头”真名叫宋振中,是中国年龄最小的烈士,他的事迹被选入小学教材,编入各种普及读物,妇孺皆知,成为一代又一代少年儿童学习的楷模。
  《红岩》小说中,对他的刻画着墨不多,却字字珠玑,铿锵有声,饱含着深情。一个天真、聪敏、活泼却又持重老成的“小政治犯”形象,鲜明生动,深深镌刻在读者脑子里了。在他身上,处处存在着强烈的对比:身体的瘦弱与头脑的机敏;被禁锢的身躯与渴望自由的灵魂;极其恶劣的生活环境与勤奋刻苦的学习态度;对难友的关心与对特务的憎恨……《红岩》作者成功地塑造了一个不朽的文学形象。
  《红岩》小说中还有一个知名度最高的人物之一是疯老头华子良的原形韩子栋老人。他1909年出生于山东阳谷,1932年入党,1934年被捕入狱。他从息烽监狱转移到“渣滓洞”,不久,又送进“白公馆”,狱中党支部多次酝酿,认为集体越狱不可能成功,许晓轩通知他,要他抓紧机会“逃”,只有他因装疯卖傻,常跟特务外出买东西,熟悉外面的地形,逃出一个算一个。“小萝卜头”的妈妈用旧布给他做了一件衣服和一个白布口袋,叫“小萝卜头”送给他,1947年8月18日出去买菜,趁特务打牌正浓时,韩子栋乘了渔家一条小船渡嘉陵江出逃成功,最后达到解放区。解放后,韩子栋老人曾任贵阳市委书记、贵阳市政协主席,1992年病故。他称“小萝卜头”是他的老战友,他对“小萝卜头”是这样评价的:他年龄小,这不假,但他在监狱里关了8年,有8年狱史的人在“白公馆”里是为数不多的。更主要的他是我们党在特殊环境下培养出来的可靠的秘密小交通员,他的聪明才智,对敌斗争的经验,是他的同龄孩子无法与之相比的,他在监狱里所做的工作也是其他人无法代替的。他的事迹在中国,在全世界都是唯一的,我为有这样一位小英雄做我的“老战友”而感到自豪。
  我非常崇拜《红岩》小说中的英雄人物,1984年2月我曾写信给贵阳市委,请他们转交韩老,信中表示向韩老慰问,学习他的崇高品质和革命精神。1984年3月20日,我喜出外望收到韩老的来信,信中是这样写的:
 
祖平同志:
  
  你太谦虚了,也太客气了。你的谦虚、你的热诚给我的鼓励是很大的。我虽年逾古稀,我愿跟同志们一起为党为国为四化尽我的绵薄力量,让我们互相勉励,共同努力吧!致
敬礼

                                                         韩子栋
                                                      1984.3.17.
 
  韩老不愧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他那宽广的胸怀,坚强的信念,坦荡的人生,居功淡然,自处超然,群处蔼然,在我46年党龄和37年的工作中一直以韩老为标尺,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我数次到重庆都迈着沉重的步伐去参观“渣滓洞”和“白公馆”,看了“小萝卜头”一家和疯老头住过的牢房,心情沉重,步履缓慢。尤其是到当年韩老在磁器口与地下联络站接头的那间鑫记杂货铺(现为一家小商店)看一看,坐一坐,环视良久。瞻仰了“华子良事迹陈列馆”和当年在嘉陵江边“华子良脱险处”纪念地,在这个码头边立了许久,凝视着汹涌流淌的嘉陵江水……
 
重庆白公馆集中营
 

 
  我们教育局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和教育工会曾专门邀请“小萝卜头”的大姐宋振平女士来无锡为我们师生作“继承先烈遗志,做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传统教育报告,她的足迹遍布无锡市的马山地区、崇安区、无锡市第一中学,由于时间紧张,江阴曾二次邀请但无法前往。
  在无锡期间,作者有幸多次接触采访了宋振平女士,她谈了父母和“小萝卜头”在狱中斗争及牺牲的情况,详细介绍了弟妹六人过去和现在的工作和生活状况。
  父亲:宋绮云,1904年出生于江苏邳县,19岁起就参加革命斗争,黄埔军校第6期学员,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在邳县发展党员,建立中共邳县党委,任第一任县委书记,1930年被派往杨虎诚部队,任十七路军机关报《西北文化日报》社长兼总编,同时还担任杨虎诚将军的秘书,参与“西安事变”,揭露国民党罪行而入狱。
  母亲:徐林侠,1926年在徐州第三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邳县党组织筹建人和县委领导成员之一,她领导当地妇女开展革命活动而惊动反动派而被捕,由于不断受刑使已经怀孕六个月的母亲身体极度虚弱,她在国民党的苏州监狱里,一胎生下了大姐和二姐,经亲友营救,母女三人出狱,后母亲陆续又生了弟妹。
  自1941年父亲、母亲和小弟弟被捕后,留下了宋振平弟妹六个孤儿。老大振平、老三振西一直在江苏老家,在西安蒲阳村的是老二振苏、老四振华、老五振镛和老六振亚。在地下党和亲人的帮助下,度过了苦难的童年。
  老七宋振中年仅周岁时,父母都被敌人逮捕,他由母亲抱着进了监狱。在狱中,因营养不良身材瘦小,细细的脖子上顶着个大脑袋,难友们都叫他“小萝卜头”。在狱中他跟着父母从西安至重庆到息烽,再到重庆转贵阳,最后于1949年9月6日被从贵阳骗回重庆,途中3人同被特务杀害。
  大姐:宋振平,1929年10月出生在国民党苏州监狱里,3个月后经亲友们营救,母女三人才回到老家江苏邳县草寺村,不久,母亲被父亲接去西安,她就留在外祖母身边,因不与父母一起生活,她常被人骂作野孩子。
  1935年,父母将她与外祖母接去西安,共同生活了两年,这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两年。
  1937年,“西安事变”后,父亲为便于革命工作和子女的安全,将子女进行疏散,宋振平又随外祖母一起回到江苏老家,第二年外祖母病故,因无人抚养,她就给地主家当丫头,一个不足10岁的小孩,稍不留神,就要挨打挨骂,为了取暖,晚上她常睡在草房里和狗一起过夜。
 
小萝卜头与父母被害处
 
  一次她病了,地主婆不愿花钱给她治病,致使病情愈来愈重,狠心的老地主害怕她死在自己家里不吉利,将她扔在村外的马路上,差一点冻死,后被好心的尼姑捡回去。从此,她又成了小尼姑,亲人们知道后要把大姐要回来,但根据尼姑庵的规矩,大家凑买了一头毛驴作替身,才将大姐赎回,由养母抚养。1946年家乡被还乡团占据,她差一点被活埋,经好心人通风报信,她才死里逃生,和养母一起,连夜出去,逃往南京、浦口一带,以乞讨和捡煤渣为生。
  1948年,家乡解放了,她才获得新生。她积极参加土改、支前等革命工作。1949年8月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北京军区通讯兵部从事机要译码等工作,后转业到北京市电话局工作,1956年调陕西省邮电管理局直到1985年离休,先后任省邮电管理局工会副主席,局党委副书记。
  离休后,她继承先烈遗志,积极参加省、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工作,先后去有关省、市,各机关、学校、工矿企业、部队做革命传统报告5600多场,被评为优秀离休干部。1991年她参加中央组织部在京召开的离退休老干部表彰大会,并受到江泽民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
  今天,80多岁高龄的宋振平女士,仍活跃在党的精神文明建设战线上,现在还担任西安市离退休干部合唱团副团长,《红岩》史料研究会副会长。
  这里还要告诉读者一件喜事:宋振平女士在无锡活动结束后,向我提出一个要求,要我陪她去苏州监狱看看,因为这是她的出生地,我欣然同意带路前往。现在的江苏省苏州监狱,是在原国民党苏州监狱的基础上重新建造的,解放后成为新中国惩治改造犯人的监狱,当年国民党关押她母亲的破烂房子,如今已不复存在。我陪她从监狱旁转了一圈,狱警告诉我们:当年的破旧牢房全部推翻重新砌了,你的出生地就在这个范围之中。宋振平女士看了既难过又激动,既凝重又兴奋,这是她出生后第一次来苏州,圆了她多年积在心中的愿望。
  二妹:宋振苏,1929年10月出生于国民党苏州监狱,是宋振平的孪生妹妹。她一直与父母生活在一起,1941年父母亲被捕后,她就担当起抚养弟弟、妹妹的义务,弟弟饿了,妹妹哭了,都得找姐姐,而姐姐也只是一个12岁的小孩,每当回忆这段往事时,她都是泪流满面,她是在泪水中和弟弟、妹妹共患难,从艰苦的生活中熬过来的。1949年西安解放后,她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第一军文工团工作,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63年长篇小说《红岩》出版后,她写了《我的弟弟“小萝卜头”》一书。在十年动乱中,该书被四人帮宣布为有严重政治问题的坏书,宋振苏也遭到迫害。她当时患有严重的心脏病,正在解放军三〇一医院住院治疗,造反派把她从病床上拖进批判会场,进行了长达4个小时的批斗,致使她以抱病之身,含冤而死。
  三妹:宋振西,1932年生于西安市。她4岁时被送回老家邳县,与祖父、祖母及养母共同生活,养母程霞云是共产党员,对她的影响很大。1943年,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在家乡大办冬学时,她组织了识字班,因成绩显著,被评为社教模范。1945年入邳睢铜灵联合中学读书,1946年参加新四军,当年她年仅13岁。
  她曾参加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在一次遭遇战中,她腿部负伤,悄悄地包扎住伤口,硬是咬着牙坚持战斗,不下火线。后在追击残敌中因过江涉水,伤口严重恶化时,才被战友发现,送往野战医院治疗。
  她1950年入党后,调东海舰队工作,参加过江山岛的解放战役和击沉蒋匪军舰太字号、重创永字号的战斗。1955年转业到中共华东局,后调上海市电话局工作,任局工会主席。
  为了继承先烈遗志,了解父母亲及小弟弟的革命斗争事迹,她和二弟振镛、四妹振亚两次走访父母生前战斗过的所有地方,父母亲的老战友和一起被关押的难友,取得史料100余篇,约17万字,并以此为基础,整理出版了《宋绮云烈士》一书。
 
华子良脱险处
 
  她离休后,积极参加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工作,做报告1700余场,1995年被邮电部评为优秀离休干部,并参加了中央组织部和邮电部举办的邮电系统先进人物及先进事迹表彰会,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
  大弟:宋振华,1933年10月生于西安市。1940年父亲为便于革命工作,把家迁至离西安30里的蒲阳村。他目睹了父亲被捕、母亲被骗带着小弟弟离开蒲阳村的全部经过。他痛恨那些该死的国民党特务,复仇的种子埋进了他的内心深处。早在他上初中的时候,就与同学计划离家出走,奔赴延安。因为他知道只有找到了毛主席和共产党,才能救出父母亲和小弟弟。
  1945年5月西安解放,他迫不及待地参加了解放军,1950年他在西北军政大学学习时,父母亲和小弟弟被害的噩耗传来,他再也压制不住心中的愤怒,要求上前线为亲人报仇,并当即咬破手指,写下“誓死报仇”的血书以表决心。
  1950年9月,他学习期满,即随王震将军的第二军踏上了去新疆的征途。他一去就是31年,在这31年中,在党的培养下,他从一个无知的少年变成了一名成熟的解放军战士。他入了团,入了党,又从部队转入地方担任区团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县委副书记。他深入农村,关心和了解少数民族兄弟的疾苦,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并总结他们的好经验,学习维吾尔族语言,还向他们推广优良品种和新式栽培技术,调动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粮棉连年高产,他也连年被评为先进标兵和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1963年,在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个生日时,他被批准参加新疆自治区国庆观礼团,登上了北京天安门观礼台,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并合影留念。之后又随团去南京、苏州、上海、杭州、长沙、韶山、延安等地参观学习。
  借他参加国庆观礼的机会,兄弟姐妹们都在各自单位的支持下,来京聚会,这也是兄弟姐妹有生以来第一次团聚。大家共同回忆过去的苦难,畅谈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决心继承革命先烈遗志,搞好各自的本职工作,教育好下一代,让子子孙孙都为建设祖国服务。
  回疆后,正当他以更大热情投身到新疆的生产和建设中去的时候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也和其他老干部一样,遭到批判,直到1978年才恢复他县委副书记的职务,1981年他调到河南省郑州市任供销合作社副主任。1994年离休后仍积极参加工矿企业、中小学校和精神文明建设,对少年儿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二弟:宋振镛,1935年冬生于西安市,1954年参加工作,1971年入党,他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1997年退休前任解放军第二炮兵北京天龙高新技术研究所所长,高级工程师。
  宋振镛同志长期重视军工科研工作,参加了发展原子能工业大会战,解决了U235提纯装备关键部件的生产问题,并发明了世界上一次加工孔数最多的多头钻床,荣获国家发明一等奖。
  1964年,苏联背信弃义,撤走专家,并拒绝关键部件的供货,使我国核潜艇的生产陷入困境,宋振镛被派往重机厂,和厂领导、工人师傅组成了“三结合”领导班子,不分昼夜地工作,终于生产出合格的潜望镜管,保证了我国自行研制的核潜艇按时下水。
  文化大革命开始,科研工作几乎全部瘫痪,当时他正在参与一项军工任务,造反派以“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以科研压革命”为由,宣布他为“现行反革命”,并停止了他的工作,监督劳动,造反派还专为他用钢筋焊了一顶全院最高的高帽子,打算游街示众。他不顾个人忍屈忍辱,坚持科研工作,两次出差上海参与科研与设计。有一次,他被从西安押回北京,进行全院批斗。就在他还戴着“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的时候,他又接受了一项大型军工任务,他就是这样顽强地工作在军工科研战线上。他说:“父母亲的遗志要靠我们的实际行动来完成,而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
  1979年,宋振镛应全国政协文史办的邀请,撰写父母亲与“西安事变”有关的史料,他和三姐振西沿着父母的足迹进行走访,整理史料20余篇,受到全国政协文史办的书面表扬。30多年来,他先后给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和重庆市博物馆提供文物10余件,照片23张,文史资料40余篇,两单位领导多次登门拜访,表示感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单位都更加重视革命传统教育。宋振镛除完成科研工作外,还要安排时间作报告。多年来,由于他重视对革命文献的积累和对父母亲及“小萝卜头”斗争事迹的深入了解,加上他做报告的天赋,不论是成年人还是中小学生,他都能根据对象,深入浅出,深深地打动他们的心,激励他们继承先烈遗志,发奋学习。他给青年们上过团课、党课,受聘担任100余所学校的名誉校长和校外辅导员,他和同学们谈心,共同探讨人生价值,他多次受邀去广播电台、电视台主持节目,讲革命故事,朗诵诗歌和唱革命歌曲。
  1986年,他和华子良的原型韩子栋老人及“白公馆”脱险志士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华小萝卜头基金会”(筹),先后在北京、上海、重庆、西安、贵阳、承德及宋振中烈士的家乡竖立起“小萝卜头”烈士塑像九座,做革命传统报告3500多场,听众达450多万人,他现在还兼任《红岩》史料研究会副会长。
  小妹:宋振亚,1938年冬生于西安市,父母被捕后,她在组织的关心下入学读书,1959年毕业于西北师范学院,分配在陕西省兴平县任教,1974年入党,1984年调往兴平县总工会任副主席,1989年先后调陕西省杨陵区、渭城区保险公司任经济师,1994年退休。
  从1984年至今,连续三届任陕西省咸阳市政协委员。
  父母亲被捕后,由于生活的艰难和长期的营养不良,她身体很虚弱,一直受到病痛的缠绕。

                  2012年10月25日初稿
                  2012年11月改于梁溪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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