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探索
李培禹 山东广饶人，出生在北京。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82年毕业分配到北京日报社。高级编辑职称，曾任《新闻与写作》杂志主编、《北京日报》副刊部主任等职。1972年在北京二中上高中时开始发表作品，至今已有40余年。现为北京市杂文学会秘书长、北京市东城作协副主席、北京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理事。作品曾五度获得“中国新闻奖”，也是首届全国“孙犁报纸副刊编辑奖”获得者。报告文学曾获中国新闻奖报纸副刊作品评选金奖，散文近年分别获得《人民文学》全国游记文学征文奖、《解放军报》“长征文艺奖”、北京作协“身边”主题征文一等奖、《解放日报》“朝花”副刊优秀作品奖等。多篇散文佳作获入中国作协、《人民日报》编选的全国年度优秀散文选及部分省市中考语文试卷、阅读辅导教材等。出版有《走进焦裕禄世界》《您的朋友李雪健》《笔底波澜》《总有一条小河在心中流淌》等。
人生的幸福也许有许多种，我渴望能遇到志同道合的朋友，无论分别多少年，无论相隔千万里，“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李培禹就是这样一位与我有着近40年友谊的挚友。几天前，我收到他寄来的新作《总有一条小河在心中流淌》，封面里页这样介绍作者：“李培禹， 1954年10月31日出生于北京，中共党员。1974年到京郊顺义县插队，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82年毕业分配到《北京日报》。作品曾五度获得‘中国新闻奖’，也是首届全国‘孙犁报纸副刊编辑奖’获得者。现为北京市杂文学会秘书长、北京市东城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理事。出版有《走进焦裕禄世界》《您的朋友李雪健》《笔底波澜》等。”
这本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散文精选集已经在社会上好评如潮。著名作家、人民日报前副总编梁衡在序中写道:“我以为培禹文章最大的特点，是他骨子里的那种忧国、忧民之心,那种对乡土的不弃不离之情。”著名作家、北京作协副主席陈祖芬说：“培禹作文打动人之处，正如他的做人，不用技巧，只用真心。我不能不感叹，培禹的世界里，涌动着这么浓浓的，浓浓的情。”著名散文家凸凹在《光明日报》撰文给予高度评价。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李雪健说:“二十多年前，第一次读培禹的文章就把我‘震’了……他的文章是有温度的。他用一腔热血拥抱生活，自己心中的火不灭，也温暖着家人、朋友和读者的心。我喜欢培禹的这本散文集，由衷地为他点赞!”……
而我读着这本书，更感到格外的亲切，书中涌动着的浓浓的深情，勾起我对我们初遇时的回忆。
同道之歌
1981年春天，部里来了两个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实习生，一个叫李培禹，一个叫付绍万。那时天津日报农村部有20多人，年纪都偏大，只有5个团员，一下来了两个年轻人，部里增添了勃勃生机。他们实习的主要科目是采写新闻。两个大学生既有热情又有干劲，走毂奔蹄，栉风沐雨，足迹遍及天津的四郊五县，他们采写的消息和通讯不断见诸报端。
我因为是副刊编辑并没有指导他们写新闻的责任，但李培禹对我格外亲近。原来他是个文学青年，早在北京二中上学时就开始发表作品。我也是上中学时就开始写作，这样，我们之间就有了一种天然的纽带。加上当时我也住机关宿舍，每天晚饭后，我还要回到办公室批阅稿件。培禹对我的工作颇感兴趣，每当他忙完了自己的事就泡在我的办公室聊至深夜。他和所有的文学青年一样，热情、敏感、对新鲜事物常表现出探求的渴望，尤其对作家的创作经历颇有兴趣。
“王老师，您的小说《园丁》能在中青社出版真是太棒了!那可是出了不少名著的出版社呀！《红日》《红岩》《红旗谱》《创业史》《李自成》，嘿，每一部都是响当当呀！”
“我确实很幸运。”我对他讲述了终生难忘的往事。
1979年6月20日，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的邝夏渝给我来信，告知我：“您的小说《园丁》已经出版，同时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出版社要按照有关规定赠送您20本样书，得便时可来京取走，同时办理领取稿酬事宜。”
第二天一早，我拿着副食本把五一劳动节期间供给每户的四盒恒大香烟买上，启程进京。
中午时分，到达位于北京东四十二条的中国青年出版社，走进文学编辑室，一屋子十多位编辑全都站了起来。王维龄、李裕康两位主任和《园丁》的责任编辑邝夏渝走出座位迎上前来，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和我握手。
王维龄说：“我们祝贺你的第一部小说出版发行！”
邝夏渝说：“你的两个孩子都好吗？我们都很惦记他们！”
我的两眼饱含了感激的泪水。我想起《园丁》做第二次修改时，为了不使我牵挂孩子，中青社让我把刚死去妈妈不久的两个孩子带来，专门为我们准备了一间房子，李裕康同志亲自为孩子往楼上搬床，说：“孩子的妈妈去世了，不能再让孩子受委屈！”每次在食堂买饭，编辑们都要把我们让到前面，而他们自己排到后面去……作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业余作者，做梦也想不到会在北京享受到这样的温暖和亲情。
我说：“我谢谢你们！这部书里凝结了你们辛勤的汗水和心血，凝结了你们对一个文学青年的扶植和帮助。我的书已经出版了，我不知怎样感谢你们才好。”我从塑料手提包里拿出了那四盒恒大香烟。我说：“我不会吸烟，即便是年节供应的香烟我也不买。但今年五一节供应的四盒恒大我买了。请你们都来吸一支，就算到我家里坐了坐。”
李裕康高兴地说：“好！这烟我们一定要吸！这是王道生的喜烟，我来给大家分。”
编辑们喜笑颜开，纷纷接过去点燃。有的人掐灭了自己的烟，换上了我拿去的恒大烟，一屋子盛满了喜庆的气氛。邝夏渝不会吸烟，让我坐下，拿出样书给我看，她说：“第一次印刷印了6万册。”我接过那书，像抱过自己的孩子，仔仔细细地端详，轻轻柔柔地抚摸，情不自禁两汪热泪充满了眼眶，视线都模糊了。邝夏渝说：“样书可以随身带走，稿酬不要带在身上，还是通过银行汇过去安全。吃过午饭后，我领你去办理。你的运气好，你的书是‘文革’后恢复稿酬的第一批作品。”我听着，心里热乎乎的。当时我每月工资54元，养着两个孩子，每月靠姐姐补助我10元钱生活。这一笔稿费相当于我几年的工资收入。我说：“我真不知该怎样感谢你们！”大家听见了，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嗳，我们大家不是正在吸你买来的天津恒大烟吗？我们都在分享你的成功和快乐呀！”
李裕康说：“我们等着拜读你的新作！”
邝夏渝说：“再到北京来，别忘了到社里坐一坐，这里就是你的家，走，咱们吃饭去！”
我回到塘沽的第二天就收到了中国青年出版社从银行汇寄的稿酬，这是意料之中的事。但意料之外的是，两天以后我又收到一张从邮局寄来的汇款单，汇款人是李裕康，收款人是我，汇款金额是1元3角2分。这是怎么回事？一看附言条全明白了，上面写着一句话：“道生同志：那天忘了给你烟钱，现寄上，谢谢！”我反复读着这句话，呆愣了很久很久，我咀嚼着这句话，想到很多很多，最终我决定把它剪下来，完美无损地把它珍藏起来。就像珍藏一个绝世标本，一个反映着那个时代编辑作风的标本。
李培禹听得眼泪汪汪，连着说：“太感人了!太感人了!”
我告诉他，从五十年代起，中青社就一贯重视作者工作，他们认为作者是出版社的支柱，对思想端正、贴近生活、有创作潜力的业余作者尤其要积极发现和扶持，我就是其中之一。
“现在我也当了编辑，他们就是我的榜样，我也要像他们对我那样地对待我的作者。”这以后我们的聊天就没断，他问我在中国青年出版社修改长篇期间接触过哪些作家。
我尽我所知对他讲述去朝阳医院看望著名作家柳青的情景，柳青嘱我回天津后，带上我的书替他去看望孙犁、梁斌、王林三位老作家。王维玲给我看了《创业史》第二部的手稿，页面干干净净，几乎没有改动。他说：“柳青写稿不求快，总是深思熟虑之后才下笔，有时一天只写几百字。”又说柳青把《创业史》的全部稿费都捐赠给他深入生活的皇甫村发展生产，是位品德高尚的作家。
我告诉培禹，姚雪垠当时就住在出版社写《李自成》第二部，姚雪垠写作是先口述录音，然后由秘书余汝捷整理成文字，姚老写作十分投入，有时他讲着讲着就泪流满面。
我还见到了《红岩》的作者杨益言，听他讲述了创作《红岩》的艰难过程，他和罗广斌五易其稿，共写了300多万字，最后定稿时只有40多万字。当时住在招待所改稿的还有峻青、公刘、杨大群、刘真、舒新宇、彭荆枫……他们每个人的创作经历都滋养了我的成长和成熟。
珍藏的歌
让我感到荣幸的是他们团小组每次活动培禹都提议邀我参加，这是为什么呢?后来，从培禹的来信中我找到了答案。
道生老师：
你好！请允许我用你而不用您，因为我总觉得用您显得疏远，而且在我心目中，你这位青年作家是属于我们这一代的。
我很想你，现在吃过晚饭，不能像实习期间那样，我们畅谈一气，甚至到深夜，心中总感缺少点什么。我想你是能理解我的。回家后，我和我女友小玲谈起你，她说她也想有机会见到你。
近来忙完一通杂事，我正在构思一篇小说，加之天热，整日晕晕乎乎，一旦能脱稿，一定请老师指教。你已开始修改新的长篇，这是很艰巨的，也是无比光荣的（创作在我眼里是最神圣的事业），我期待你付出辛勤劳作后的胜利！我坚信你会成功的！你要把这看作是最大的一件事，排除一切困难，不遗余力，倾注全部心血，拼力去干！这是值得的，因为你要为人民，为子孙后代留下一部财产啊！
当然，像你嘱我的，要保重身体。
我有一个想法，你能否在八月下旬或月底来京游玩几日，就住我家，很方便，游玩计划听我安排，一切都不要你操心，作一段“纯休息”如何？我是真心请你来玩的！望能给我个答复。
得知韩少华稿已经编发，我很高兴也放心，经你改过的文章，不会差的。十分希望你能和少华老师通通信，他是个极可敬的老师，人品极好，造诣很深。我曾多次提到你，他很知道你的。
另外，就是你目前修改长篇，需要我帮忙干点杂事，尽可来信，我当尽全力做到，请不要客气。如你手中还有短篇稿子，可托我带办联系，免去你一遭烦事，不知可否？
最近照了些像，寄送一张留念。你曾答应送我的照片，别忘了呵！
衷心祝身体好！写作顺利！紧紧握手！
培禹上
81.7.29.于京
读着培禹的信，心里暖融融的，我真真切切感觉到他对我的关心。
《总有一条河流在心中流淌》 李培禹 著
道生老师：
你好！这信写迟了几天，要请你多多原谅才是。读信我便想见你是怎样拼力写作的，这不禁使我非常惭愧，我自己的奋斗精神是多差啊！不过，你现在赶快停下笔来缓口气吧，人本来就偏瘦，再掉下五斤多肉，可真够呛了，尤其是神经衰弱更不是滋味，我是尝过的，千万要注意休息，切不可把身体搞垮啊！我真想现在就见到你。
知你进展也是快的，很感欣慰，我十分佩服你下笔成章（即一稿即是定稿，不必再抄、改一遍），并且写一篇成一篇，《小金虎》与《伤与情》都是你工作之余一挥而就的，我很感兴趣，更多喜爱《小金虎》一篇。况你又那样谦逊，真诚倾听更多人的意见，这就使我们要说的话太多了，对我来说简直是其乐无穷，我会从你那里时时吸取一些力量，鞭策自己。
进入大学最后一年，选修课十几门，只要时间不重，我都去听，结果每天都忙于听课、笔记，看书；我是有意这样做的，原因是一位老师研究了我的情况后，坚决要我停下创作（姑且说创作吧），让我过几年再说，我总也忍不住要写，才采取这一方法克制自己欲望的，我想尝试一段再说。估计少写是肯定的了。
寄上一本《红领巾》小书，供你散散心一阅，其中我写的小诗人“晓征”即韩少华同志的女儿。我现在成了他们的“特约作者”，又约我写一篇关于作家金近的稿子。给《春风》的那篇小说，稿费已寄到，刊物却还未见，过几天再寄上吧。
十月金秋，北京最好的季节，你来玩玩吧，也许还会赋予你灵感呢。我等你的信来！
我一切皆可以，尽请放心。
代问全家人好！欢迎他们一起来京秋游！
即祝
安康！
培禹上
10.6.于京
培禹回京后，给我写来许多信，其中谈到他的毕业分配和恋爱，我俩可以说是无话不谈的知己。这些书信来往，温暖着我鼓舞着他，一直珍藏至今。
浩然之歌
培禹从人大新闻系毕业后留在北京工作。我们两个人一个在天津日报，一个在北京日报，平时虽有书信往来，但各忙各的业务，各有各的创作计划，很少能抽出整天的时间见上一面。难忘的一次相见是在三河县文联成立大会那天，我俩站在浩然的一左一右。
我们紧紧地握手。
“道生老师，没想到你也来了!”
浩然告诉他: “道生同志是在我倒霉之后，第一个敢在《天津日报》编发我稿子的编辑，那还是1984年的事。听天津文联秘书长刘怀章说费了不少周折，还得罪了一位社领导。后来在他主编的报告文学版上发表了我写的《人间自有真情在》和刘国玺写我的《规格和品格》，不久，我们又一起去山西深入生活。你们都是我的好朋友！”
我对培禹说: “我也没想到能在这里遇见你!”
培禹很兴奋：“浩然老师是我们北京的作家，长期在三河县深入生活，报道他的动态是我们份内的事啊。我已经写了一篇报告文学《浩然在三河》北京日报登了一整版。”浩然补充说：“培禹同志这篇文章影响很大啊！新华社全文转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广播。”
在新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采访钢板跑道时，作者（左）和李培禹合影
这真是心相通情相融。三河一别后，我和培禹并无任何约定，我在天津陆续发表了写浩然婚恋道德的《夕阳如血》及《浩然的晚年生活》《浩然与三河》《浩然不会给历史留下遗憾》《我所认识的浩然》等，多次去三河县段甲岭镇泥土巢和小二楼去看望他。而培禹作为北京日报副刊部主任更成了浩然家中的常客，他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
因为工作关系，记不清去过多少次 “泥土巢”了。每次见到他，他都会热情地握住我的手，说：“培禹同志，你来得正好。”
我去一次，就会带回一堆任务，比如他为农民作者写的序文、评论，要我带回编辑部；经他修改后的业余作者的稿子，要我带回分别转交给京郊日报或晚报的同志……最后一次去看望他，是在同仁医院的病房里。那次，我大声呼喊着：“浩然老师，我来看你了！”却怎么也唤不醒当年那个一把握住我的手，说“你来得正好”的他了……
浩然逝世时，北京日报社要为浩然同志敬献花圈。撰写挽联时，我想起浩然老师曾为我书写的一幅墨宝，全部用的是他著作的书名：喜鹊登枝杏花雨，金光大道艳阳天。我准备以此为上联也用他的书名写个下联，便和北京晚报原副总编辑李凤祥和著名书法家李燕刚共同完成了这样一个下联：乐土活泉终圆梦，浩然正气为苍生！
培禹在北京送别了浩然，我在天津日报发表了纪念文章《忆作家浩然》抒发胸臆。我写道：“2008年2月20日，年少英俊的浩然，才华横溢的浩然，风云一时的浩然，痛苦挣扎的浩然，再创辉煌的浩然，一生为农民写、写农民的浩然，走完了他传奇式的人生旅途，离我们而去了。”
我和培禹就是这样在浩然受到某些媒体攻击、嘲讽、诽谤的时候，于京津两地凭着正义写浩然，为着时代同呐喊，肝胆相照，责任相肩，实现着不默契的默契，没有配合的配合。
传承之歌
李培禹作为北京日报副刊部的主任，他和他的同事们团结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家。他提出善待每一位作者、善待每一篇稿件，用真诚赢得信任，用负责换来好稿。
著名散文家韩少华先生曾有不少名篇在北京日报、晚报首发，后来因半身不遂多年没有作品发表了。培禹逢年过节就去看他，给寂寥中的韩先生带去些许快乐。当韩少华用左手终于完成了初愈后第一篇作品时，培禹和他一样高兴。曾有多篇作品收入中学语文课本的散文大家此时的稿件，培禹不得不一个字一个字地辨认，梳理好编发。韩少华的名字又出现在北京日报的副刊上，引来北京文坛小小的震动，此后不断得到韩先生的大作，其中一篇《记冰心先生的一次谈话》发在作品版头条，多家报刊转载。
做报纸编辑的人遇到过，有时稿子不错，可是有各种原因没能见报，尤其是约来的名家稿件。怎么办？培禹就尽一己之力尽量弥补，一是把编好的定稿发回作者，作者一看就能看出编辑对作品的认可和认真，二是在征得同意后积极把稿件推荐给适合的报刊。作家李迪就是这样成为他们的“铁杆”作者的，李迪的一篇报告文学培禹编好待发，却没能发出。后来他看到编辑的改稿、改题，十分认同，一家中央大报要用时，他坚持用培禹做的标题和定稿。出于信任，不久他就把另一篇更加精彩的报告文学发来了。这稿题材十分独特，是写丹东看守所的所长和管教民警为死刑犯人送行的。文中狱警与在押犯之间的真实故事，体现了政策尺度掌握的一种境界和悲悯情怀，深深地打动了培禹和责任编辑。培禹把原题“砸脚镣的锤声传递着死亡消息”改为“非常送行”，觉得没什么纰漏后送主管副总编辑审阅。这一下午培禹什么也干不下去了，为这篇稿子揪心，生怕给“毙”了，因为以前从未发过这么敏感的题材，况且这次的版面做得很震撼。他忐忑不安地问领导这稿怎么样？答：一个字没动，发。培禹长出了口气，马上给李迪发了一条短信：“非常送行，非常精彩。版面非常好看，我非常感动！”
李培禹近照
我2011年五月去了一趟韶山，忍不住用书信体给培禹写了一封近万字的长文，写我此行的所观、所闻、所感、所思，他读后觉得题材很好，建议改写成一篇文章。我说，全权交给你，那天他一直编到深夜，当把反复定夺后的7000字长文签发到版上后，他才觉得一阵头晕——滴水未进呢。这篇《韶山情思》以整版的篇幅和读者见面了，第二天，各大网站几乎都全文转发，并在首页挂出标题。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严力强给他发来短信，称赞这个版题材好，写得好！这篇报告文学在征文中获得一等奖，并应邀在颁奖大会上代表获奖作者发言。这其中凝结了培禹的辛劳和心血。哪有不愿意和这样的编辑合作的作家呢?谁能不愿意给这样的副刊写稿呢?
当年我被盛情邀请参加他们一年一度组织的作家笔会。到场一看，哇!有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梁衡，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原作家出版社社长张胜友，人民日报海外版原总编辑王谨，人大文学院院长孙毅，有著名作家沉石、李迪、凸凹、梁秉堃、高红十，著名书法家弓超等数十位大腕。在群星璀灿面前，他介绍我是他的老师。他的领导、北京日报副总编辑初小玲也称我“道生老师”，感谢我把《韶山情思》这样的稿子给北京日报刊登……我无以回报，自那以后，每当有了新作首选发给《北京日报》。陆续又发表了《西柏坡的“赶考”征程》《今日回延安》《荷风芭蕾纪事》《一首歌和一个村庄的传奇》《一路向西，向西……》《百姓纪事》《母亲寻儿泪花流》等报告文学及一些散文。
通过每年一度的笔会，我逐渐熟悉了培禹的团队——北京日报副刊部，那里藏龙卧虎人才济济，有著名诗人、剧作家、评论家、收藏家，无论谁站出来都是顶呱呱的专家。但他们谦和、低调，甘为给作家们当服务员。培禹在自己的博客中做过介绍，他很为他的同事自豪！2014年春节，报社举办团拜会，编辑部各部门都有一段自拍视频播放给社领导看。他们副刊部9个人排成一排，分别举着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颁发的“优秀会员单位”金牌和各种获奖证书，齐声高喊的是：“稿费太低，太低！太低！实在是低！”他们在为作家呼吁呢。
我确实感到，我上世纪在中国青年出版社所遇见的编辑作风、优良传统在培禹的团队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和发扬。
2015年，李培禹退休了，可是他比在岗时还忙，他参加北京经典合唱团演出，他应邀到中国传媒大学讲课，他多次出国作访问学者，他的作品屡屡见诸人民日报副刊，这本《总有一条小河在心中流淌》就是精品的集成。我由衷地为他高兴，高兴他精力旺盛，高兴他才思敏捷，高兴他重情重义，高兴他硕果丰收，更高兴他始终与我同唱一首歌，一首同道之歌，浩然之歌，友谊之歌，传承之歌，一首永不停步的歌。
作者:王道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