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有一位诗人，称自己是文学上的“多妻主义者”。他不仅“右手写诗左手为文”，还精通评论和翻译。不少人认为，他翻译的王尔德名剧中很多对仗部分优于原作。“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是他写的；“踢踢踏，踢踢踏，给我一双小木屐，让我把童年敲敲醒”是他写的；“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酒一样的长江水，醉酒的滋味，是乡愁的滋味，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也是他写的。
他，就是十年前因一首《乡愁》而被内地读者知道并记住的台湾诗人余光中。10月19日至23日，余光中回到“母乡”江苏常州探亲，度过他75岁的生日，在大学城演讲诗歌与音乐的关系；而后到出生地南京，为他新近在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左手的掌纹》与记者见面，并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余光中说，他的掌纹是什么样的，散文作品就有什么样的风格。
■乡愁不仅是地理的，也是历史的
记：9月你回福建老家永春祭祖的时候，你希望记者离你远一点，给你一个安静的空间，让你和祖先安静地相处，为什么？
余：人多了，不可能怀古、念旧。如果我要写散文或者写诗，多少要静静地想一想，回忆一下。
记：9月17日，你在福建华侨大学说，“我绝对不会朗诵《乡愁》”，是因为十年间来往内地的次数多了，乡愁淡了，不再适合朗诵这首诗了吗？
余：不完全是这样。因为《乡愁》这首诗传诵得非常远，很多人都会背，可是大家对我其他的作品没有什么印象。所以在福州、泉州的时候我就选了另一首和乡愁有关系但写法不一样的———《民歌》，《民歌》比较阳刚。
记：总觉得你是把乡愁更深地埋在了心底。
余：那倒也不是，乡愁还是解了一部分，去年我就回来过八次之多。十年间两岸的来往，回到过我以前住的地方，也回到了我小时候没有去过的北方，东北、山东、黄河流域等地方。回来的次数多了，乡愁就不会那样压抑了。另外一方面，所谓乡愁并不仅仅是地理的，也是历史的。并不是说回到你的家乡，回到那一村一寨就可以解愁的，乡愁往往是历史的沧桑感和时间的沧桑感在其中。小时候的游伴散掉了，屋前屋后的树可能不见了，也是一种乡愁啊。有一种乡愁因为离开故乡而愁；有一种乡愁是因为故乡改变了而愁。时间的乡愁是每个人都避免不了的会有。我的乡愁是两者都有，最浓的还是因离开故乡而产生的乡愁。我不仅仅是到台湾，还到美国，生活完全不一样了。还有一点，太平盛世下的乡愁的压力没有那么大，因为你很容易就可以回去。而那时候，海峡两岸根本老死不相往来，在这样隔绝的情况下的乡愁，滋味又不同了。那首《乡愁》是在一种压力下创作出来的。
■写中国的自然和人物是为自己喊魂
记：在常州与演员沟通的过程中，讲到《黄河》那首诗的时候，你很感慨，而且流了泪，那一刻，让你想起了什么吗？
余：我小时候没有见过黄河，所以我写黄河凭什么写呢？当然想像力有关系，想像的来源是地方戏、旧小说、新文学、古典诗词。古典诗词中黄河出现多少次，黄河是民族精神的大载体，我来写黄河，虽然不是亲身经验，可是可以超越小“我”，与大“我”共同呼吸。所以我对那些演员说，我当年写了那么多中国的自然和人物，都是为我自己招魂、喊魂。因为我在西方或海岛，如果不这样招魂，我可能会很尴尬。
记：看到苏叔阳换了西装来与你交谈，你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以为你会把我的西化中和一点。”你那么说，是因为觉得现在迫切需要把中国古老而优秀的那部分文化立起来吗？
余：开始苏先生和我说，他带了西装，也带了唐装，要配合我。如果我穿西装，那么他就穿唐装，所以我才会那么说。当然，文化也不仅在服装，服装是一个非常小的指标。可是现在让中国人穿唐装恐怕办不到了，但在台湾有好些学生、作家、学者就穿唐装，喝功夫茶，在茶馆里过一种中国士大夫的生活，也不错。
记：可能会有人指摘说那是附庸风雅，并不是真正的热爱中国文化。
余：那要看你自己是不是风雅中人。如果自己很有内涵，风雅就是从你这里开始的，那怎么叫附庸风雅。本身不风雅，而要伪装风雅才叫附庸风雅。你不能说杜甫写西施是附庸风雅，他就是风雅。“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那就不是附庸风雅。假如有钱人买了一套《四库全书》摆在客厅里面，来炫耀一下，表示他也很有文化，那才是附庸风雅。可是这些书都读了，就不叫附庸风雅了。
记：据了解，目前在台湾，在语言、文字、教科书上有比较严重的“去中国话”倾向。作为一个一直把创作植根于中国文化的学者，怎么看待这样的现象？
余：目前在台湾这个现象确实相当显著，现在“去中国话”有很多意义，无论在内地还是在台湾，有的作家写的中文不像中文，太西化了。本来中文有很好的说法不用，非要用西方的说法。比如“性骚扰”，当然它是一个很生动的词，但是中国古代没有表达这个意思的词吗？旧小说里，“调戏良家妇女”，“调戏”就是“性骚扰”，不一定是动手，言语的冒犯、占便宜也是。是不是什么东西都要跟着英文，跟着西方走？因为我自己也做翻译的工作，翻译就是两种文字的比较，我是非常强调我们要吸收西方的文化，但要有所选择。因为我们学习西方文化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目的是看西方文化中有什么可以拿来用的，壮大、丰富我们的文学。中文不是不能西化，而是不能西化到破坏它原有的一些生态，要有一定的分寸。
■最想退到幕后当翻译
记：金庸曾经用郭靖练降龙十八掌、令狐冲舞独孤九剑来形容他办报的艰难、写作的快乐。那么你的“多妻”———写诗、散文、翻译、评论，用什么来形容？他们之间有什么影响吗？
余：我常说写诗、写散文、写评论、翻译是我生命的四度空间，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立体的美感世界。我最早是写诗，所以诗人的气质和本领会影响我写的散文；写散文，所以会影响到评论，比较富有感情、节奏感、比喻多。翻译的时候，我创作者的感觉会进入翻译。当然，翻译家并不一定自己创作，创作家而能兼翻译，那么会更多一点本领。
记：多出来的那一点本领是什么？
余：是作家创作的经验。翻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一种创作。因为同样一句英文翻成中文，还要经过选择。同一个形容词，翻译成中文可能有五六种选择，选择哪一个就是在创作。就好像写诗的时候，想到一位佳人，用什么形容词形容她，要选中一个最恰当的，有选择的余地就有创造。翻译不仅在字词上有选择的余地，而且字句的次序也有选择的余地。翻译者有相当的空间可以表现他的学养和感情。
记：29岁的时候，你翻译的《凡·高传》中文本出版，之后这个译本一版再版，而且后来还有新译本；并且写了五首关于凡·高的诗，五篇文章论述凡·高的艺术。你是不是特别喜爱凡·高？
余：当时因为我翻译凡·高传，所以得以深入认识他的艺术、了解他一生的经历；后来到荷兰参观了他的百年回顾大展，看到很多原作、原画，我觉得凡·高是我们余家的一个朋友、一个家人。他强烈的色彩感以及宗教情操教会了我很多东西。我写散文写到需要用感性描写风景、叙事，要写得浓、写得深、写得热烈，都是受凡·高的启发，他的色彩启发我如何将文章写得亮丽和快乐。
记：在今后的日子里，你有什么样的创作计划？余：写作当然还在写，倒是翻译停顿了下来。有空我希望多翻译一点，因为翻译的工作，吃过早饭有现成的东西等着你，不像创作还要找题材。翻译家是不创作的作家，是不写论文的作者。我目前最大的希望是我的台面的生活少一点，在幕后、书房里的写作多一点。
记：有什么作品是你特别想翻译、介绍给中国读者的？
余：王尔德的喜剧我已经翻译了三本，还有一本我希望能翻。还有一些画家，比如西班牙画家艾尔·格瑞克、英国水彩画家特纳的传记都是我想翻的。当然还有更多的，恐怕没时间动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