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久辛 首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获得者。先后出版诗集《狂雪》《狂雪2集》《致大海》《香魂金灿灿》《初恋杜鹃》《对天地之心的耳语》《灵魂颗粒》等8部,散文集《绝世之鼎》《冷冷的鼻息》《老友旧事》,文论集《情致·格调与韵味》等。2008年在波兰出版发行波文版诗集《自由的诗》,2015年在阿尔及利亚出版阿拉伯文版诗集《狂雪》。《西北军事文学》副主编,《中国武警》主编,编审,大校军衔。
1.王老师您好,我们先从您的作品谈起吧。许多人熟知您是从《狂雪》开始的,这首长达五百多行在诗坛产生重要影响的诗歌,据说是您在一夜之间完成的,当时的创作背景是怎样的?
王久辛:写南京大屠杀的诗歌车载斗量,我希望真正的诗人不仅仅要关心写作过程与背景。应该琢磨一下这首长诗从上世纪的1990年发表至今,为何不断被人提及?几乎每天都有人阅读甚至评论?我希望大家理性地沉入这首诗的内在结构与表达的艺术方式上,它是如何实现畅达淋漓的表达的?难道仅仅是题材重要人们就会经久不断地关注?如果我说出来,也许会有人以为我不够谦虚,有点卖弄?所以我还是不说为好。但可以肯定的是:这首诗的成功,首先是审美创造的成功,是丰富了既已存在的诗歌样式的成功。是艺术形式的成功,它当然首先是独一无二的,而后才是引人注目,最后才是评判。欢迎70后,80后,90后来评判。
2.《狂雪》被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铸成诗碑,供参观者诵读,这不仅仅是诗歌受到特殊的礼遇,更是诗歌传递出的精神得到弘扬。二十多年过去了,再回过头来看,您觉得这首诗歌对您个人有什么影响?
王久辛:这首诗在《人民文学》发表后,当时就有很多读者给编辑部来信。我记得《人民文学》在正刊上曾选发了两封信。时任《人民文学》主编的刘白羽先生亲笔给我当时所就读的解放军艺术学院写了感谢信,言:感谢军艺为《人民文学》提供了《狂雪》这样的好作品。并明确说:“《狂雪》是可以流传后世的。”23年过去了,一语成真,白羽先生的话被时间证明:此言不虚。老人家的鉴赏水平在他那一级文化官员中,的确是翘楚一指,令我敬佩。对我的影响,我自己也很难说清楚。但有一点是清楚的:从此我的名字与《狂雪》紧紧地连在了一起,成了荣辱与共的患难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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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狂雪》之外,您还向诗坛抛出了多首长诗作品,特别是《香魂金灿灿》,被评论界认为是您的代表作。同样是“安慰灵魂”之作,《香魂金灿灿》没有了《狂雪》中那些惨烈的“镜头式”描写,通过金灿灿的油菜花,我们依然强烈感受到诗中的人文情怀和生命意识。这首长诗每一章都用“圣香飘飘,萦绕净界,境界无边,香魂弥漫”结尾,您有什么用意?
王久辛:我的每一首长诗都有人激赏。《狂雪》后的《蓝月上的黑石桥》《艳戕》《肉搏的大雨》《钢铁门牙》《柠檬色》《大地夯歌》等等,几乎每一发表,都有强烈反响。有的立刻就有很多读者评论,知名的不知名的评论很多。例如《诗潮》就收到了几百封读者来信,该刊就先后拿出二十多个页码刊发“读者来信”与评论,对他们刊发的长诗《艳戕》给予全方位的肯定与褒奖。而长诗《肉搏的大雨》与《大地夯歌》不仅被《新华文摘》《中华文学选刊》转载,全国重要的报刊均发表了评论给予赞扬。而后来的《香魂金灿灿》《安魂阿拉伯海》《蓝》不仅获得诗评专家张志忠、张清华、耿占春的好评,甚至在年度综述中也可以读到这样明确的文字:如果要找出一个值得评论的作品,那王久辛的……是值得一说的。等等。有文章说:《香魂金灿灿》是向死而生,是从深入死亡之府后对生之天堂的追问,是对生命的终极意义的美学寻找与对寻找后的发现的诗意创绘。它承继了交响乐般创造的经验,以旋律的语言风暴,复合式修辞的炫耀,画卷式色彩的强烈宣染,实现了对抽象死亡的审美创造,从而使对生命的追问,有了力透纸背的力量。我在每章结尾重复用的那四句,是我从藏香的包装盒上抄下来的,使用时进行了雅致的修改。我的意思是:张扬一种生命的虔诚意识,故以营造宗教氛围,来实现对所有诗意抒写的烘托。这是企图,也是伎俩,更是境界,不知实现了多少?
4.俗话说:文如其人。从您质量 “过硬”的作品中,我们能感受到军人那种英雄主义精神,透着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您觉得军旅作家和普通作家相比,有哪些不同?
在央视作嘉宾
王久辛:你是不是觉得军旅作家有点儿“左”啊?军旅作家在一些基本的道德观与社会观念上,显得有点不含糊,不躲避,不畏惧。这是因为他们在从军的过程中,已经用行动思考过很多问题了。注意,我说的是用行动思考而不是语言思考!它们的区别就在于行动的思考更接近现实,也就是说:更靠谱儿。不是军旅作家要有责任感与使命感,而是责任与使命像一条疯狗,撵着军旅作家不得不担起家国天下,不得不在道义与人性中挣扎,并做出选择。他们非常平凡,但他们的行动让人感受到了思想。比如,地震中他后退了?选择时他畏惧了?等等,这都构成了思想,并对他们形成压迫。于是乎,他们的行动大于了他们本人,做得好,就有几何倍数的好评。做得不好?那就正相反,会糟糕透了。所以,军旅作家被这条“疯狗”撵得无法没有责任感与使命感,他们只有获得了行动替他们思考后选择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他们的思想才能够更宽阔地获得新生。没有什么为什么,这就是职业的宿命,你别无选择。至于与其他作家的不同,我想就正在于他们没有被责任感与使命感这条疯狗撵,他们从容得多也自由得多。因为他们很少站在家国天下的高度去思考,更没有用行动去玩味意义,所以显得率性或轻薄?我不了解了。但据我观察,因为从军可以与大自然与生死近距离相交,似乎有点高昂与博大?古今中外的军旅作家似乎都是宏大叙事的高手,有所不同的是艺术积累与艺术天赋,还存在一个天壤之别的问题。好的,当然出手不凡;差的?哪怕你当三辈子兵,也没准儿写不过人家没有从军经历的作家。这里的关键,还是你说的“质量”问题,不是当不当兵,而是人的质量、作品的质量,过硬不过硬?过硬,那怎么都行呢!
5.近年来,有许多优秀的军事题材作品搬上银幕,深受大家喜爱,让更多人了解了军营生活、认识了军旅作家。您如何看待这样的现象?
王久辛:是有不少,但优秀的均出自我们军艺文学糸同学之手。如江奇涛、麦家、赵琪、石钟山、徐贵祥、柳建伟、陈怀国、李西岳、戴红、冯骥,等等。人类和平需要军队,需要军人,所以是有意义的。虽然有的质量不高,但有胜于无,这里有一个过程。不能只要成果,不要过程,那样不科学。
6.文学作品的创作,大多需要在自由的空间下完成,而高标准要求下的部队生活应该是比较紧张的,这与文学创作之间必然会发生一些冲突,您是如何化解的?
王久辛:紧张的生活本身,就需要表现;而对生活的占有,才是创造出新意的必须。现在回忆过去的紧张生活,觉得非常有意义,所有的汗水都没有白流,因为创新需要独特的体验与独特的表达,紧张的生活本身就是独特的。
7.在进入军营之前,您曾有过插队的经历,知青生活应该是一代人难忘的回忆,同时也是一笔宝贵的人生财富,那段时光给您后来的生活和文学创作带来怎样的影响?
王久辛:说文革对国家是浩劫,我赞成;但我觉得这句话只说了一半,还有一半应该是:文革更是大给予。至于给予了什么?年龄小的可以回去问问父母亲,他们如果不是所谓的“臭老九”“走资派”,那他们一定会活得很有尊严,很有主人翁的感觉。我从城市到农村,看到的工人农民市民学生都是快乐的。知道我想说什么吗?我想说:那时的文革最少不是现在媒体上的文革。我父亲是“走资派”,母亲是“臭老九”,但我不想站在他们的那点委屈与屈辱上看问题,我的记忆告诉我:那时没有腐败,工人农民等等社会底层扬眉吐气,当官的对底层人等非常亲切,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的感情实现了融合,放下了文化优越感与臭架子,等等。文革让我知道了社会该如何改造与改造社会对人的影响;它让我反思从最底层的感受来判断是非对错,而非其他人等的感受。让受冲击的万分乃至几十万分之一不到的高官与教授们来评判文革,那肯定与普罗大众南辕北辙。一如媒体持续35年来的“彻底否定”之声,然而却总也“彻底”不了,岂不怪哉?历史,还真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呢,它很顽固,可以说顽固不化。我从历史走来,我相信我的心与眼睛,我不会自欺,我只相信事实。这就是历史给予我的观念与信念,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我心的获得。
8.我注意到您在多家网站开通了博客、微博,还开通了微信和读者互动。您如何看待这些新型传播方式?它们对文学作品(特别是诗歌)的影响在哪里?
王久辛:这些新媒体值得关注的道理在于它们相对的自由与公正公平。博客与微博无论什么人都可以开,都可以在那里发表自由的言论。当然,前提是不违法。对诗人来说,又多了一个发表作品与言论的地方。也就是说,减少了一个被埋没的可能性;又多了一个成功的可能性。事实上,网络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与我们的世界,只是我们没有真正在意罢了。
9.不可否认的是,受新型传媒方式影响,传统媒体正面临着严峻的形势。从事编辑工作多年,您觉得纸质刊物出路在哪里?
王久辛:出路只有一条:提高质量。
10.2008年,您的诗集《自由的诗》被波兰埃德玛萨雷克出版社翻译出版,作为中国被该机构推出的为数不多的几本诗集之一,它的出版对您个人有怎样的意义?您如何看待作品在国外发行?
王久辛:这是我第一次在外国出版诗集。我非常幸运,该出版社免费为我出版,从头到尾,没要我一分钱。而且始终在给我做工作,即,他们告诉我说没有稿费,但恳请我同意在他们出版社出版我的诗集。他们向我介绍说,他们为中国某某、某某、某某等等出版的诗集都是他们自费出版的,我这本不收任何费用的,但是没有稿酬。我说:稿酬必须有,否则不像话,哪怕一个兹罗帝呢,也要给。波兰在中国的代理安飞龙先生大笑,并连声OK!一个中国诗人的诗歌被翻译介绍到外国,这无疑是好事。但我对翻译水平始终不放心,一如我们看《楚辞》的不同翻译的译本,就会发现:无论是郭沫若,还是钱钟书,他们的翻译都与原文的美质有很大的差距。所以我不敢期待国外的知音,就权当有这么回事儿吧。至于能否深刻地感染人,并获个“诺贝尔奖”之类的好事儿,我看就别作此等黄粱梦吧!
11.在您的新浪博客,很长时间一直使用鲁迅文学奖奖牌作为头像,我认为您是以此表达对鲁迅先生的崇敬。您如何评价鲁迅?
王久辛:我听说,现在中小学将鲁迅的文章从语文课本中撤下来了。这说明有人认为可以撤销鲁迅的文章而不会影响中小学生的语文学习。而我的想法是:恰恰相反,今天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鲁迅和鲁迅先生的文章以及鲁迅先生的精神。假使我们的精神文化里边没有鲁迅,我不知道还有谁可以代替他而撑起精神文化的天宇?胡适?郭沫若?茅盾?巴金?是的,他们都很卓越,然而我还是觉得他们少了点什么。少了点什么呢?王久辛答:风骨。即:“怒向刀丛觅小诗”的精神,那是无所畏惧的,而且是仗义执言、犯颜进谏的、守得住立场与精神的、有情操的人格与风骨的象征。我用鲁迅头像作我博客的标志,正是想时刻提醒自己:要像鲁迅先生那样写作。虽然达不到大先生的水平,但心向往之,努力为之,时刻做之。这三个“之”中,“时刻做之”最重要。一个诗人,当然要有想象,但更要有为理想而“时刻做之”的行动,哪怕是一点一滴地去做,也比做鲁迅先生最瞧不起的“空头理论家”强。
12.您担任过两届鲁迅文学奖评委,在第三届您是短篇小说奖的初评评委,诗人怎么当起小说奖的评委了呢?
王久辛:当评委可不是自己想当就能当,首先你得是作协专家库里的“专家”,而后才有可能被抽到。诗人看小说,几乎都能看出小说的成色来;而小说家看诗,就很难说了。原因是相较于小说,诗的内涵与意蕴更深一些。我从初中就开始读小说,读到现在,也还在读。原因呢?是我觉得小说有更具体的现实生活,几乎每部小说都是一个世界,虽然读着费时,但还是收获不小。做评委的关键:公平公正公开。要勇于表明自己的观点,不要怕碰撞。思想是碰撞出来的,几乎每次碰撞都会有提高。对参评作者,一定要凭心而论。票投给谁,最少要自己服气。如果能讲清楚理由,那就更好了。
13.曾在一篇文章中,您谈到自己的写作目的——为民主的文明的社会主义而写作。您是如何走上文学创作之路,又是如何确立这样的写作目标的呢?
王久辛:一个诗人、作家,总是要写作的。但要问你为啥写作?你说为了稿费为了出名?固然写作可以挣到稿费出点名,但那就是目的吗?显然不是。“民主”与“文明”没有专属性,它并没有拒绝任何社会制度的理由,换句话说,哪个社会都要讲民主讲文明,不仅你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要讲,我们社会主义欠发达国家更要讲,甚至比发达国家还迫切地需要讲。而这个常识,并不是人人都明白,都去做了。这就需要我们诗人与作家去启蒙、去唤醒。怎么个启蒙与唤醒呢?诗与小说,都是审美的创造。也就是说,你不能用审美创造以外的方法去创造,你必须深谙审美创造的规律,内行地,娴熟地,独特地,丰富地,深刻地,优雅优美优秀地,动人动心动魄地,去创造。目标?为此就是目标,就是方向,就是理想与信仰,就是我这个人的生命的全部意义。当然,意义之外,我还需要过每个人都过的寻常生活。
14.您的作品普遍立意高远、视角独特,有着磅礴的气势和鲜明的个人特色,是独一无二的。前不久刊发于《延河》的长诗《蓝》,即是通过社会灾难和人类不幸,唤醒人们内心深处对当前社会现实的思考和重视的佳作。您眼中好的诗歌是什么样的?
王久辛:我已经多次对提问者说过了:“这不是一个可以向诗人提出的问题。”这不仅涉及了礼貌与尊重的问题,同时还是一个对诗人不是真正认识的问题。对于真正的诗人来说,最好的诗歌毫无疑问是自己的诗歌。这与自夸与自恋无关,这是所有真正的诗人共同的秉赋,恐怕难以移易。《蓝》是当代诗歌中唯一直刺现实的诗歌,是荆轲刺秦式写作,是黑寡妇炸弹式抒情,是我真正的转型之作。评论家耿占春为这首长诗写了一万二千字的解读文章,我以为是正解,欢迎大家到我博客去看看,连同《蓝》一起。
15.您博客最近发的《诗人的个性与诗的个性》一文,谈到“个性属于伟大的诗人,它与二流子是绝缘的。”
如果从“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这个角度讲,所有人都有自己不同之处,也可以视作“个性 ”。您为什么会那么说?
王久辛:我的意思是说:在当下,确实存在一个诗人的个性与诗的个性必须分开来看待的问题。你人的个性鲜明,不一定写出来的诗个性也鲜明。两回事儿。诗的个性是“装”不了一辈子的,能一生都一贯到底地沿着自己的修养、涵养、教养与血性写作,而且写得能赢得一部分或一些或三两个人喜欢,我就以为非常成功了。诗歌写作与得奖无关,无论得鲁迅文学奖,还是得诺贝尔文学奖,都与诗人内心的纯正激情无关。所以,作为鲁奖得主,我要说:朋友,你不要看什么奖不奖,请你看我的诗,看过去的《狂雪》,看今天的《蓝》。看我说的与做的是不是一致的?请你为我打分,看我配不配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如果不配,亲爱的——请你把我删掉。
16.在您的诗歌语录中,第一句就是“诗歌是文学皇冠上的明珠,现在这颗明珠不够亮了,我们要把它擦亮。”
请具体谈谈为何不亮了,又如何擦亮?
王久辛:这是2004年我与网友的一次互动中说的话,今天被你提及,我很高兴。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重要的是:1.明珠究竟存在不存在?2.存在?在哪儿?3.然后才是“擦”的问题。这么具体的追问,有点逼迫与强求,是不是?让我换个方法来说吧?我说:真正的诗歌,就像大海中的航标,高山上的灯塔,心灵里的火炬,无论你怎么写,古典?现代?前古典?后现代?等等,但你还是要落到人间,落到笔下,落到人心里。你得让人心中点头,哪怕羞涩不愿开口,你也得让人家读后信服。好诗不是召英聚雄采风笔会得来的,是厚积之后的喷发。厚积:学养与才华的厚积,艺术与哲学的厚积,磨难与思想的厚积,信仰与精神的厚积,等等。只有这个厚积实现了喷薄而出,诗的风骨,诗的光芒,诗的直入人心,才可能实现。嗯,当下的诗歌有风骨吗?有光芒吗?可以直入人心吗?!我想,如果我们都这样问,那就相当于我们都在为诗歌这颗明珠擦拭了,问题是我们都这么认真地为这个不能充饥的问题而认真地反复地追问了吗?我怀疑。
2013.7.14.知止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