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福安 一位德高望重的志愿军老战士，毕业于北京政治学院（现国防大学）理论系，1989年退休前在南京陆军学校理论教研室任教，年年被评为“优秀教员”，先后三次被南京军区授予“优秀理论教员”“爱兵标兵”等称号，多次立功受奖。1984年晋升为副师职教员，同年10月参加建国35周年解放军观礼代表团，受到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出自于《老子》第39章的这两句话，引之用于刘福安身上，也许也能释怀他的人生。如今的刘福安也算“贵”了、“高”了，无论是相比于他自己的过去，还是相较于如今的整个社会。可又有谁能想到他是怎么过来的呢，他在人生旅途中经历了多少艰难险阻和辛酸血泪呢？对此，笔者采访过刘福安之后，不禁愕然而释怀，或许你读了本文之后会说，刘福安真的是苦尽甘来了。而阅读此文之后，也将会学习到刘福安在人生中悟到的一些真谛。
“老太婆，你到里面去躺一躺吧。”我们来到刘福安家，他一边寒暄一边引我们进客厅后，对半卧在沙发上的老伴说。征得老伴同意后，他便搀扶老伴到屋里去，并对我们说：“她一刻都离不开我，我一走她就问，老头子到哪去喽？”
一
一个人，要有理想，有追求，所以人们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但刘福安不这样认为。他有理想，但他知足感很强。他没有当过将军，他最初的理想是能当个连级干部就很不错了，可后来却成为师级干部，退休后过着陶渊明似的悠然生活，他认为他已很不错很知足了。
当我提到他的老家和他入伍前的境况时，他说，他小时候很苦，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感到没有人比他更苦了。1933年12月，他出生在四川省峨眉县（今峨眉山市）龙池镇一个极端贫困的家里，父亲对他来说只是个概念而已，他母亲怀他五个月时他父亲就被国民党抓壮丁抓去了，一去便再也没有回来，1942年收到过“阵亡通知书”。
大约在他三岁时，祖父又去世了。家里只有奶奶、母亲和他，是个穷得叮当响的孤儿寡妇之家。他们上无片瓦，下无寸地，生活来源全靠他奶奶做粽子粑卖和她母亲替人洗衣洗被维持。由于刘福安是“独苗”，她们再苦再累也要让刘福安上学读书，可是送他上了一年多的私塾学堂，读完了《三字经》《增广贤文》和《论语》（三本书均为先生推荐）后，就再也无力让他上学了。这时多亏一个叫万素芳的老师。
一天，万老师送一包衣服让他母亲洗，她见刘福安正捧着一本《论语》在聚精会神地看，便好奇地问刘福安，你认得上面的字吗？懂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等等，刘福安虽不能完全认得上面的字，也不能懂得万老师说那一句话是什么意思，但却能认识不少字和懂得某句话的意思。
万老师发现刘福安天资聪明和家贫的情况后，向他母亲表示，她愿意资助刘福安上学。于是，刘福安又走进了龙池中心小学读二年级，一直读到高小毕业，并到城里上了一学期初中。
由于万老师随家人搬迁离去，刘福安家里实在没有能力让他上学，初中上完一学期后，他便辍学回家了。
所谓“穷人孩子早当家”，辍学回家后的刘福安只有13岁，便挑起了部分生活担子，他开始给人卖花生粑豌豆粑之类。怎么卖呢？刘福安说，就是脖子上拴根绳子，绳子上系上筛子，东西放在筛子里，然后走街串巷叫卖，利润是卖十个赚一个，就这样赚钱贴补家里。后来就和一些穷哥们到离龙池60多里路的青龙场买些李子（青龙场盛产李子）等瓜果回龙池卖。
一天刘福安狠心地挑了一担足有60余斤的李子等往回赶，走到离龙池十多里的百石溪，老天突然下起倾盆暴雨，刘福安吃力地赶到家，已是深夜。他奶奶和母亲见他肩上背上被汗水、雨水、血水染红了一大片，便一声声“儿啊，儿的命苦啊……”的哭诵起来。
俗话说：“祸不单行”，接着刘福安发烧不止，生起病来，他奶奶在为他病情奔波时，不慎跌倒，腰腿跌伤，再也无法做粽子卖，家中生活全靠他母亲一个人承担。他们一家的日子更是过得雪上加霜。生活逼着他母亲不得不再嫁人。
他的继父叫魏树清，从小是个孤儿，长大后到处给人做工。和刘福安母亲结婚后，面对刘福安家的实际情况，不得不加倍干活挣钱，哪里有活干，哪里能挣更多的钱，就到哪里去干。1948年初，刘福安的继父到离龙池200多里的洪雅县一个叫南圹的码头当搬运工。他祖孙三人便随着他继父到了洪雅县，一家四口人全靠他继父一人养家糊口，日子过得仍很艰辛。在这种困难条件下，刘福安和他奶奶、母亲就编制草鞋在码头上卖。不久刘福安经人介绍，到了洪雅县西横街一个叫“德厚昌”的杂货店当了学徒。
1949年12月19日，洪雅县解放了，人民群众欢欣鼓舞，到处都唱起了“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的欢快歌声。在一片“好喜欢”的鼓舞下，刘福安毅然参加了人民解放军。
1949年刘福安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时
二
刘福安自小天资聪明而又诚实本分，上级叫他干啥他就干啥，而且很勤快，但很幼稚。比如，当时部队走到哪里住宿后，上级要求一定要“地光满缸”才离去。战友们都争着打扫卫生。刘福安为了获得表扬，晚上睡觉时就偷偷把扫把拿来放在枕头下面，确保第二天早上有扫把扫地，能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表扬，因此领导很喜欢他。
由于他上过一学期初中，又喜欢读写，参军以后不到一个月，连长张翻身就把他调到连部当通讯员了。又不到一个月，因为发现他还能写通讯稿，营教导员赵铎又把他调到营部当通讯员。
1950年10月朝鲜战争爆发后，他所在的180师奉命入朝参战。入朝前营教导员赵铎调到师政治部当秘书科长，随即又把刘福安调到师政治部通讯班当通讯员。
180师的事或许读者们也听说过，一段时期以来传说较多，说180师在抗美援朝的第五次战役中全军覆没啦，军旗都被美军缴获啦，180师政治动摇、右倾逃跑啦等等。
当笔者提起这件事时，刘福安立刻情绪激动起来，他愤愤不平地对笔者讲了许多：
180师在第五次战役中确实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也可以说打了一次“败仗”，对于这次“败仗”，多年来，军内外以讹传讹，吵得沸沸扬扬。
但是这次“败仗”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刘福安作为180师的一名老兵，自1950年参军以来就一直在180师，亲身经历了180师在朝鲜战争的全过程。对于180师的那次“败仗”，不可谓不清楚。他说：“既然你提到这件事，我就借此机会把180师在朝鲜战争中的真实情况告诉你，希望你能客观地分析正误得失。”
180师是1950年12月17日奉命从成都出发的，于1951年3月22日跨越鸭绿江，经过连续14个晚上的夜行军，行程1400余里，按时到达了上级指定的伊川郡地区。4月22日便投入到第五次战役之中。
第五次战役分两个阶段，4月22日至4月29日为第一阶段，5月16日至5月21日为第二阶段。180师受挫，主要是在第二阶段。这个阶段一开始，180师就像战国时期齐国赛马故事中的“下等马对上等马”那样，以一个1.1万余人且装备较差，连60炮也算上尚不足100门炮的师，竟然奉命去进攻阻止拥有300多辆坦克，700多门大炮，兵力在5万人以上，且有航空兵助战的美10军东移增援的任务。尽管力量如此悬殊，但180师仍像初生牛犊不怕虎那样，向美10军发起猛烈进攻！
5月16日晚，538团、539团作为师的第一梯队（540团、师直紧随其后）由玄岩、发雷等地分别强渡北汉江，以跑步形式前进。很快攻下了美10军坚守的寒崎岘、殷谷山一线阵地和春（川）洪（川）公路。
5月17日敌人以坦克、步兵混合编成，在航空兵的配合下，向538团3营各连坚守的阵地实施轮番轰炸和炮火猛烈袭击后，开始进攻！
战斗相当激烈！3营各连连续打退敌人两次进攻，消灭敌人250余人，但3营也伤亡300多人。团长庞克昌、参谋长胡景义立即赶到3营分别指挥作战，他们组织小分队，用无后座力炮对敌坦克抵进射击，用集束手榴弹、爆破筒对付敌坦克，把一辆辆坦克打得冒烟团团转，共击毁10辆坦克，敌人丢下200多具尸体仓惶沿公路向洪川撤退。
军长韦杰闻讯后非常高兴，他立即命令师长郑其贵：“鉴于敌人仓忙撤退的情况，你们应立即向九峦山、孝子洞、通谷里方向搜索前进，不要迟疑，动作要快！”军长命令后，郑师长立即命令539团，立即强渡洪川江向九峦山、孝子洞、通谷里一线前进，与此同时，538团也很快进至杜武洞以南一线并占领了至关重要的336.8高地。
5月19日敌人摸清180师的情况后，集中兵力向180师发起猛烈进攻！各连虽伤亡很大，有的连队仅剩20余人，但仍英勇顽强地坚持战斗，阵地始终没有被敌人攻破。
5月21日上级通报，第五次战役结束，决定主力部队北移回撤。作为“下等马”的180师，奉命就地阻击3天，以掩护主力部队回撤。
1983年3月刘福安在立功授奖大会上发言
22日夜，由于180师两侧友军提前撤退（上级规定23日夜撤退），致使180师东西两侧形成重大空虚，美7师、美陆战1师、美2师从180师东侧乘虚而入；美24师、南韩2师从180师西侧乘虚而入，两侧迂回，很快包围了180师。180师孤掌难鸣，苦苦支撑，加之已断粮3天，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指战员们仍英勇顽强地抗击着敌人的进攻，坚守土木洞的539团5连在24日这一天就打退美7师1个团的8次进攻，坚守在沙岘山的538团6连3排，在排长李子明的带领下，打退美军1个营的进攻，毙敌150余人，全排全部壮烈牺牲。
24日夜里，军部才下达“180师回撤过北汉江，继续阻击敌人”的命令。忠实执行上级命令的180师，此时已疲惫不堪，加之断粮4天，在这种人的承受力处于极限的条件下，180师且战且退。25日退到九峦山、鸡冠山、北培山、驾得山一线。当晚，军部命令，180师539团、538团回撤到38线上的马坪里一线设防，540团断后。部队出发1小时后，军部又命令：“180师立即返回原地阻击敌人！”对于这道命令，副师长段龙章、代政委吴成德极力反对，但一向忠实执行上级命令的师长郑其贵却要求坚决执行上级命令。疲惫不堪的指战员们忍着饥饿，往返数十里，还未到“原地”，敌人各种火炮便雨点般地打来，这才恍然大悟，敌人已占领“原地”了。
这次反复调动，除了增大部队伤亡外，更主要的是使180师丧失了唯一争取主动的机会，这是造成180师被围困的重大失误。使180师陷入到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
刘福安说，突围途中，他们忍饥挨饿，白天阻击，晚上突围，爬高山，涉大江，天天死打硬拼，又断粮五六天。指战员们仅靠野菜、野蘑菇之类充饥，不少人误食有毒的野菜。有的浑身浮肿；有的两眼睁不开，更多的人则出现腹泻，走一路拉一路；有的干脆就把裤子脱下来挂在脖子上，任随怎么拉；有的同志拉着拉着就倒下去再也起不来了。
刘福安虽然也曾受这种腹泻之苦，但相对来说，他是万幸的。他说，24日这天夜里，他和司政后机关的400多人，饿着肚子跑到北汉江边，发现敌人已控制渡口，无奈他们又沿江边跑到还未被敌人控制的江岸，不是渡口的水域，江流湍急，加上敌机的轰炸扫射，敌远程炮火的袭击，气氛紧张极了。他下到江里不要说走，连站都站不稳，管理员郭惠川见状，几大步跨到他身边，拉着他到一匹马后说：“小鬼，死死地抓住马尾巴，千万不要松手。”就这样他才东倒西歪地过了江，捡回了一条命。而不少战友却没能过来。
过江后他紧随秘书科长赵铎，管理员郭惠川、副指导员陈金元等，又马不停蹄地向北奔跑。一气跑了30多里路，跑到一个叫明月里的深沟，误认为已跑出敌人包围圈了，很多人便躺在地上，郭惠川、陈金元等还弄来不少叫“灰灰菜”等的野菜煮了一大锅叫大家吃，刘福安舀了一碗，还没喝两口，就听见有震得大地颤动的坦克声，接着敌人炮弹就在四周爆炸了，几架“野马式”敌机也出现在上空狂轰乱炸。顿时硝烟滚滚，人喊马叫，许多战友倒下了，刘福安一直跟随的副指导员陈金元双腿被炸断，倒在血泊中，刘福安跑到他身边，撕下一片衣服要替他包扎，陈副指导员直摆手，声音非常微弱地对刘福安说：“小鬼，你快跟着部队跑，别管我了。” 说完两眼紧闭。
1984年10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国庆观礼代表团”在人民大会堂前留影
不管是万丈深渊还是悬崖绝壁，刘福安连滚带爬地向山下冲去，待冲到山底，他浑身上下都受了些皮肉之伤，满身都是血迹和泥土。可是他顾不得这一切。一到山底，他就在浓烟中拼命奔跑，天渐渐明了，敌机也飞临上空不断投弹扫射，敌远程炮不断轰击，战友们个个奋不顾身地向北奔跑，在敌机的轰炸扫射和敌炮火的轰击下，又有不少战友倒下了，但那时谁也无法顾及，每个人仍不停地奔跑。刘福安说，跑着跑着，他身前身后早已看不见熟悉的同志。在浓烟中他只见前面有一些影子，他知道无论如何都要追赶那些影子，追赶上那些影子就是希望，就是胜利。他跑啊跑啊，一直跑到太阳偏西，才跑到一个有志愿军活动的山坡前，冷不防突然听到一声：“口令？”刘福安记得180师的口令是“钢铁部”，于是他回答“钢铁部”后，山坡上下来几个人，把他扶上了山并给了他两封“压缩饼干”，领着他到后山坡上说：“你们的同志在那边山沟里。”
一听说“你们的同志在那边山沟里”的话，刘福安奋不顾身地一口气冲到那里，才看见一天一夜没有见到的领导和同志们。秘书科长赵铎、管理员郭惠川、组织科干事刘德怀、宣教科见习干事孟伟哉（后成为著名作家，当过中宣部文艺局局长、全国文联秘书长等职）、保卫科见习干事潘德明，以及收发员傅明仙，文印员刘玲心、刘寿梅，文教王佩琳等，当他们见到刘福安时，几乎所有的人都把他这个小通讯员上下打量一番。因为他确实到了衣不遮体的地步，加之浑身是血迹和泥土，几个女同志见状都捂着眼。
收发员傅明仙高喊一声：“刘福安别过来，在树丛中躲一下，把裤子脱下扔过来。”接着几个女同志把刘福安撕裂得不成样子的裤子缝了缝，扔给他再穿上，总算遮了丑才走了过去。
刘福安像重新回到了“家”似的，面对领导、战友们的关心、爱护，竟“嗡嗡嗡”地大哭了起来。
刘福安说：对180师而言第五次战役从4月22日到4月29日的第一阶段还不算残酷。但是从5月16日到5月30日，历经15天连续作战，大小战斗100多次，其残酷惨烈程度，战争史上罕见，在粮尽弹绝，饥饿疲惫，孤立无援的极端困难条件下，指战员们仍以坚强的意志和顽强的拼搏精神坚持战斗，一次次英勇赴义，一幕幕生离死别，惊天地泣鬼神，感人肺腑，动人心弦，是人类战争史上的今古奇观。
2010年11月刘福安与志愿军老战友关志超（中）、冯志诚（右）在来安半塔保卫战遗址合影
郑（其贵）段（龙章）王（振邦）：
欣闻你们脱险归来，兵团诸同志除向您们致以亲切慰问外，希望您们注意营养，迅速恢复体力，以便再接再厉，为伟大抗美援朝继续斗争。
陈赓 王近山 刘有光
6月5日，军首长也给180师发来慰问电：
郑、段、王并180师诸同志：
你们英勇地战胜了困难，完成了钳制敌人、阻击敌人的任务，胜利地突出敌人的重围，光荣地归建了。这是党的光荣，你们的胜利！谨向诸同志致以亲切 慰问，并望注意营养，保重健康，迅速恢复疲劳，从政治上、战术上、各种工作上做好准备，为迎接新的任务，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而继续奋斗。
同志们，180师是经过艰苦缔造而且有光荣历史的队伍……你们和其他兄弟部队一样，不怕困难、不惜代价，英勇地完成了上级的任务，战役刚刚结束，敌人趁我粮弹缺乏，部队疲劳，部署尚未调整就绪之际全线向我们发动进攻，由于我们主观上的缺点，客观上存在困难等种种原因，一时陷入敌人重重包围，但同志们以高度的阶级觉悟，自我牺牲精神的英雄气概，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战胜了弹尽粮绝、风雨浸袭、忍饥耐寒，爬山越岭与敌人重重封锁的严重困难，积极地钳制了敌人，打击了敌人并大量歼灭敌人。在阻击敌人冒进配合全线阻击，争取时间完成歼敌准备上起了很大作用。你们胜利突围了，敌人并没有把我们消灭，你们的英雄业绩是不可磨灭的，牢牢地树立在全军所有同志的心中。牺牲遇难的同志永垂不朽……愿我们共同努力，再接再厉，兢兢业业地整理好部队，争取在朝鲜战场上创造光辉业绩，以恢复我们的荣誉。
韦杰（军长）袁子钦（政委）查玉升（副军长）
邓士俊（参谋长）李哲夫（政治部副主任）
刘福安接着说：180师的事引起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1951年6月25日，志愿军总部在空寺洞召开军以上干部大会，经过听取汇报，彭德怀司令说：“180师的损失是上上下下许多错觉和各种因素结合在一起造成的。”为此，彭老总检讨了自己的错误，主动承担责任。
第三兵团副司令员王近山说:“我兵团在第五次战役中指挥上有一连串错误，第二阶段的错误更多，更严重。”
60军军长韦杰说:“友邻协同至关重要，5月23日180师在遭受敌人攻击时，友军事先未有通报，突然后撤，使180师完全陷入三面受敌，背水作战的不利态势。180师被包围时，三兵团也无任何机动兵力，不能增援60军解围180师。”
师长郑其贵说：“作为一师之长，我有不可推脱的责任，整个战役过程中，自己完全是机械的执行上级命令。”
毛泽东主席也非常关心180师的事。从5月28日到6月下旬，他先后把志愿军参谋长解方，第三兵团代司令员王近山，60军军长韦杰等召到中南海，详细了解和听取汇报后，说：“180师的事各级都有责任。”他还自责地说：“五次战役，我看是打急了，打大了，打远了。”
第五次战役后，180师经过认真的总结经验教训，修整补充，卧薪尝胆，苦练精兵，于1952年秋重返前线作战。从东线阵地防御，到夏季反击战，一直打到停战前的金城战役，大小战斗上百次，除一次小型战斗扑空外，其余每战皆胜，而且打了许多很漂亮的大仗、硬仗。例如：1953年夏季反击战中，“949.2”高地之战。这是攻击南韩5师坚守的以“949.2”为核心的一场大仗、硬仗。此次攻击敌1个师的大战前所未有。这次战斗不仅关系到180师是否翻身的问题，而且是关系到“板门店”谈判签字与否的关键之战，是杨得志首长说的“朝鲜战争的压台战”。
2011年10月刘福安与志愿军老战友冯志诚（左）、李钟玄（中）在北京留影
这次战斗于6月14日20时30分打响，由于准备充分，仅用一个多小时就攻占了敌5师的全部阵地，歼敌3个整营和另一个营的大部，共1750名，俘敌250名，缴获坦克4辆，榴弹炮5门，重机枪70挺，占地23平方公里，战后志司、20兵团、3兵团、12军、15军、60军纷纷发来贺电。
由于李承晚（南韩总统）破坏停战谈判，志愿军又发起“金城战役”，180师又担任穿插作战任务，指战员们冒着暴雨，攀悬崖，涉激流，直插敌腹地的主阵地白岩山，黑云吐岭等核心阵地。
讲到这里，刘福安特地对笔者说，“你担任副主编的《志愿军将士话胜利》中就有好几篇文章是反映180师的，其中，路才山（时任540团6连指导员）所写的《血战白岩山》一文，就是反映这次战役的。”金城战役180师是参战的24个师中打得最远，占地最多，歼敌最多的一个师，共歼灭敌人11665名，缴获各种火炮126门，坦克5辆，汽车14辆，各种枪支2124支，占地58平方公里。
停战前夕，539团坚守北汉江与金城川汇合口南岸一个叫“461.9”的高地，战斗打得相当激烈！那时停战在即，敌我双方都在争夺这个小小的高地，对我方来说，如果守住这个阵地，停战后的军事分界线就在此划分，如果守不住这个阵地，将退回金城川的北面，后退40公里，所以战斗相当激烈。539团的大部分连队都轮上了。刘福安所在的1连是7月25日接替3连参加战斗的。那天傍晚，他们涉水通过金成川，一气跑了几个小时，快到“461.9”高地时，连长密天法，指导员张云起下令稍事休息，清点人数，准备战斗。
就在他们休息，清点人数时，却闻到一股非常难闻的臭味扑鼻而来，还隐隐约约看见不少尸体，当时顾不得这一切，连长立刻命令立即向正在激战的“461.9”高地冲去，及时协助已苦战两天两夜的3连把敌人打了下去。
他们刚刚从3连手中接过阵地，立足未稳，敌人又发起攻击了。2排长廉高升见敌人已冲到前沿，便高喊一声：“同志们跟我来！”就奋不顾身地冲向敌群。同志们见排长冲在前，一个个便像猛虎似的向敌人扑去！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再次把敌人打了下去。
刘福安说：“从7月25日夜里到26日，一整天，敌人连续3次进攻，都被我们打下去了。”26日夜，指导员张云起把刘福安所在的“杂务班”、炊事班等都组织起来，对他们说：“能战斗的人不多了，你们马上到前沿阵地，就是一句话：‘人在阵地在’。”刘福安说，他们在司务长丁剑（临时指定的排长）的带领下到了前沿阵地，把所有的手榴弹盖子都拧开了，准备和敌人血战到底。
到了前沿阵地，看到许多战友和敌人的尸体都倒在血泊中，他们知道自己也随时会有“光荣”的可能，但是很奇怪，他们26日深夜上阵地后到27日一整天，敌人炮火虽打得相当猛烈，却像瞎打似的，相对来讲，前沿还较安全一些。到了夜里10点钟，敌我双方所有的炮击都停止了，更奇怪的是连老是不断响着的飞机嗡嗡声也没有了，阵地四周一片沉寂。刘福安实在忍不住那死一般的沉寂，便小心翼翼的把头伸出战壕，来回搜寻，仍没一点动静，出乎意料的是他竟然听到一种非常熟悉的小虫声。这种小虫他儿时管它叫“金铃子”。在金铃子的美妙叫声中，他竟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当黎明到来时，他又迷迷糊糊的听到“停战了，我们胜利了！”的欢呼声。这声音很快就把他从梦中唤醒过来，顿时所有活下来的人，一个个从战壕里、掩体内跃了出来，有的把帽子、衣服抛向天空，有的来回奔跑着，更多的人则冲向金成川，扑通扑通地跳到江里，仿佛要急于洗掉身上的硝烟味!
刘福安也跑到金城川江边，他看见江那边的敌人也跳到江里不停的向这边挥手致意。
刘福安看着他们，看着奔腾的江水，突然想起一句千古绝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他想起和他一起参军的250个洪雅战友，第五次战役后就只留下他在内的16人了。他还想起第五次战役中，他们180师有3000多人战死、饿死、冻死了……他正在这样想时，指导员张云起找到他说：“文教，我们马上要打扫战场，你带一个班到我们稍事休息的地方，把烈士搜寻出来埋葬了吧。” 刘福安带了一个班到那里，才看见不少尸体横七竖八的躺着，许多尸体已腐烂，臭气熏人，令人恶心呕吐，他们用湿毛巾、口罩等捂在嘴上，奇臭仍直钻心。
搜寻过程中他们看见有的战士紧紧地压在戴钢盔的敌人身上，有的战士枪托砸在敌人头上，还被砸出的脑浆粘着，有的战士把刺刀刺进敌人胸膛，但战士背后也有刺刀孔，还有紧紧卡住敌人喉咙的，死死咬住敌人耳朵的，此外还有缺胳膊少腿的，尸体不全的……
刘福安说，他们带着十分沉重的心情，带着一种很难过的感情折磨，仔仔细细地共搜寻出40多位战友的尸体及一些残身断腿，挖了20多个一米多深的土坑，分别把他们埋葬了。
关于这件事，刘福安写过一篇标题叫《我心中的丰碑》的文章，被林源森任主编，我任副主编的《志愿军将士话胜利》一书刊载了。《我心中的丰碑》表达了刘福安心中始终念念不忘那些牺牲在朝鲜的战友的心情。刘福安常想，那些战友牺牲了，他们得到什么呢，更令他难过的是，有的尸首都没找到，被作为悬案处理了，多年来家属还受到影响。
刘福安告诉我，他不怎么看烈士纪念碑、烈士陵园。他说，他怀念烈士，但真正的烈士，是在他自己心中。他在朝鲜战场上鏖战了800多天，可以说是九死一生，但却没有死，活到现在已很满足、知足了。他还引用彭德怀的话对我说，彭老总说过：“抗美援朝战争的艰苦与惨烈程度超过我党领导的历次革命战争。”
刘福安认为，吃苦是福。他说，艰苦生活，几十年严格的军旅生涯，造就了他坚忍不拔的意志和耐力，造就了他有一个健康的好身体，造就了他有一双铁脚板，老了，未感到腿痛之苦。如今，他已是83岁的老人了，每天早晚，还能坚持走十多里路。他说有了抗美援朝这段经历后，每遇艰苦、困难，便觉得就是那么一回事，咬咬牙，挺一挺就过去了。
2013年8月刘福安率大儿子刘南川及儿媳张琼为老伴钟燕鸣祝寿
三
人的一生是在顺利和曲折中度过的，但对刘福安而言，他经历的曲折却比一般人多得多。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180师于1953年9月启程回国。回国后的一段时间，刘福安算是比较顺利的，由于他的勤奋和忠厚本分，总是上级叫干啥就干啥，上级叫怎么干就怎么干，而且他是干一行爱一行，行行都干得较为出色。
回国初，他由文化教员到任排长，从排长又到防化指导员，从防化指导员到防化副主任到防化连副连长、副指导员、指导员，从指导员到师司令部参谋，从参谋又到师政治部宣传科干事，从宣传科干事到宣传股长。其间经历了“反右派”“大炼钢铁”“大跃进”“反右倾”“三年自然灾害”（实为人祸）一直到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对他来说又是一次灾难。文化大革命初期的1967年3月，他奉命到安徽省军管会宣传办公室参加军管；1968年5月，他又被派到所谓“老大难”的安徽大学当军代表。他在参加军管和当军代表的过程中，已经左得不能再左了，但还是由于“右”吃了苦头。刘福安的所谓右，主要是在安徽大学当军代表和在安徽省革命委员会的一次“接喜报”中惹出来的。
在安徽大学当军代表时，一天红卫兵在批斗校长张行言（张行言是刘少奇亲自派到安徽大学当校长的，红卫兵便认定他是刘少奇司令部的人），要他老老实实交待他反毛主席并恶毒攻击毛主席的罪行。而张行言则老是重复说：“我没有反对毛主席，我没有恶毒攻击毛主席，我相信群众相信党。”对于他这样重复的回答，红卫兵气愤极了，他们冲到他身边，反剪着他的双手，强行把他按倒跪在水泥地上。
张行言毕竟是年近60岁的老人，在场的军代表刘福安见张行言跪在地上渐渐支持不住了，脸上汗珠直冒，双腿开始发抖…… 刘福安心想：“我是在场的唯一的军代表，如果把张行言斗残甚至斗死，我是要负主要责任的。”于是刘福安立刻站起来说：“革命小将们，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讲事实、讲道理，防止简单粗暴的做法，严禁打人和其它形式的体罚……”
话还没说完，几个红卫兵就推着刘福安说：“你是保皇狗……”
刘福安当时多少懂得点对付他们的策略，他强忍着火气，一不还口，二不还手，转身就走。他知道，他这一走，意味着没有军代表在场的批斗会是不合法的，对方抓着这件事就可以指责说他们是“私设公堂”什么的。
果然，他的离去，红卫兵气愤极了，立即跑到军代表负责人那里加油添醋的“告状”。军代表负责人立刻把刘福安批了一通，说他“右倾”，“立场有问题”等等。次日红卫兵还张贴了不少攻击刘福安的大字报。
也许红卫兵考虑到刘福安毕竟是安徽大学的军代表，多少留有余地，因而大字报没有直接写刘福安的名，只写“刘××”。而文化大革命初期攻击刘少奇主席的大字报写的就是“刘××”,为此，刘福安风趣的说，他还当过一次“刘少奇”。
从此刘福安和军代表负责人搞得很僵，不久他又被退回省革命委员会（即前军管会）。
刘福安回到省革委会宣传组后，在一次“接喜报”中又闯了大祸！所谓的“接喜报”就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毛主席十天半月，有时竟是三、五天，就要发出一些指示，当时叫“最高指示”。最高指示往往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晚上8点钟的《新闻联播》节目播出。半小时的联播节目一结束，合肥市的工、农、兵、学、商，以及所有机关、团体、工矿、造反派组织……都要敲锣打鼓，放鞭炮，跳“忠”字舞，高喊口号，到革命委员会来“报喜”。
刘福安说，这种所谓的“报喜”其实是一种胡折腾的荒唐事，把谁都知道的那几句话，又各显神通地写在纸上，装在玻璃框里……花样繁多极了！众多的“报喜”队伍劳命伤财不说，还害得合肥老百姓一夜不得安宁！然而最苦的还要算“接喜报”的人。
刘福安当时就是接喜报的人。每个报喜的队伍都是那种不厌其烦的八股仪式，大家都毕恭毕敬地手拿着“红宝书”（《毛主席语录》）站在一起，由一位领诵人，重新把老人家的话绘声绘色地读一遍，读完了照例要高喊几句“最高指示”“照亮了……指引了……”那一套。最后还要高呼：“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刘福安说，“报喜”过程中，他们“接喜报”的两个人，同样要毕恭毕敬地站在那里，而且往往是刚接过这伙人的报喜，那伙人又来了，就这样反反复复、来来去去。“报喜”完了也就到黎明时了，有时就是“东方红，太阳升”了。
刘福安说，一天他们去义务劳动回来，累得直不起腰，晚饭时又接到通知说今晚有特大喜讯，要他准备“接喜报”，他一听头都炸了，随口说了一句：“真倒霉，今晚又要吃苦头了。”不料，就这么一句话却闯下了大祸！
不久，支左办公室一位副主任找他谈话，要他老老实实交待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他一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加之他对那位副主任一副凌驾于人的架势反感，便顶了一会牛，谈话不欢而散。
很快他弄明白是那句牢骚话引起的事，才意识到了那句话上纲上线的分量！
果然没过两天，支左办公室便召集一伙人，对他进行揭露批斗。
文化大革命时期，亲人大义灭亲，朋友反目为仇的事层出不穷。对刘福安进行的揭露批斗会上，一些人（包括他的朋友）杀气腾腾地说他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由来已久，揭露他曾说过：“这么多和毛主席一起打江山的老革命都要打倒！”一些人还揭露他曾经说过，八亿人民看八个样板戏，就是一朵鲜花也看够了！还揭露他写过吹捧刘少奇、罗瑞卿等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文章。
刘福安说，文化大革命前，他写过几篇关于学习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和大比武期间关于军队大比武方面的“豆腐干”型的小文章，因此，他们杀气腾腾的指着他的鼻子说他是刘少奇、罗瑞卿的“小爬虫”等等。
针对刘福安的批斗会开了好几次，他也违心地检查了好几次，检查交待写了一万多字都没有过关，最后被当成有严重问题的人，档案里装上“内部控制使用”六个字发配到“寿西湖”农场去了。
听到此，我沉思到刘福安讲述的一幕幕场景当中。心中正在悲叹：这位老人经历的苦实在太多了！却听他说：“比较起来，我比林源森要好得多。”他所说的林源森也是德高望重的志愿军战士，我曾撰写《他圆了多少个梦》一文报道过他。刘福安和林源森是老战友、老朋友。林源森曾被打成“反革命”，工资也被拿掉了。而刘福安被发配到“寿西湖”农场时工资没有被拿掉，而且还保留了宣传股长的头衔。
正如刘福安所说的：“有了抗美援朝这段经历，其后每遇艰苦和困难，便觉得就是那么一回事，咬咬牙，挺一挺就过去了。”刘福安到农场后，并没有消沉，他在农场依旧是乐观的工作、生活。
在农场，他在工作劳动之余读了很多书，《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封神榜》《镜花缘》《三言二拍》《郭沫若文集》，鲁迅、邹韬奋等人的作品，巴金的《家》《春》《秋》《雾》《雨》《电》，以及《聊斋》《儒林外史》等等；外国的《红与黑》《唐吉坷德》《安娜卡拉列娜》《静静的顿河》，高尔基、契科夫等外国作家的文集等等，中外名著他都读遍了。刘福安说，他当时读那些书时，大多数都是把封面换成《毛泽东选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或者一些大批判书籍的封面来看的。他当时读这些书，虽然盲无目标，但却是他当时的寄托，他也从中寻找到了生活中潜在的乐趣。后来发现，在那个时候读的书，不仅使他增加了学识和见识，对他后来当教员还起了不小的作用。
刘福安在农场呆了8年，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打倒后，他才得到平反，这时部队要他转业。由于刘福安人缘好，在文革中没有做过一件整人害人的事，安徽省不少得到“解放”又重新出来工作的干部都很看重他。当他们得悉他要转业时，不少人都说：老刘你到我这里来。当时好几个单位要他，权衡再三，刘福安接受了1952年就出任安徽省财政厅长，时任省供销社主任田垒之邀，到了安徽省供销社。
由于没有来得及办转业手续（当时安徽省革委会类似他这样穿着军装干地方工作的有80多人），他在供销社干了一年多，1977年安徽省委书记宋佩璋（12军政委）被撤职，中央【1977】（9号文件）规定：“凡是没有脱军装的转业干部一律回原单位。”刘福安的原单位是安徽省军区独立1师（原180师）。文化大革命中，安徽省军区独立1师和浙江省军区独立1师对调。几经周折，刘福安回到了浙江省军区独立1师（住诸暨）。
四
刘福安回到浙江独立1师后，领导什么事情都没有给他安排，仍是准备叫他转业。因此他在那里成了实实在在的“闲人”。刘福安说他一生不怕忙，最怕闲。工作再多再劳累他也不怕，最怕的就是“闲”。在闲得可怕闲得发闷的日子里，他就要求领导准他的假回寿县寿西湖农场（当时他爱人、小孩仍在寿县），他一再表示，他回去后，只要领导有事找他，一个电报他立马归队。经他一再要求，领导终于准他回寿县待命。
刘福安回寿县路过南京时，他去拜访和看望他的老领导关志超（朝鲜战争时关是539团1营营长，刘福安是1连文化教员，回国后，关是师政治部宣传科长，刘是宣传干事，当时关刚从师长岗位到南京政治学院任副院长）并向他汇报了自己的情况。老领导对他说：“转什么业，军装多穿一天有一天的好处，现在全军恢复了院校制度，南京陆军学校正在组建，缺政治理论教员。我看你的条件比较适合。”接着关又是打电话，又是写介绍信。
刘福安拿着关的介绍信到南京陆军学校找到学校干部处长翁森鹤，翁向训练部副部长郑日修汇报后，郑副部长便询问刘福安一些问题，然后叫他先回去。
后来刘福安才知道，学校又派人到他的原单位了解他的情况后，于1978年初正式调他到南京陆军学校理论教研室当理论教员。
初为人师，刘福安感到有无穷无尽的问题等着他去学习和解决。他说他心里很清楚，自己文化程度不高，理论基础差，要当好一个合格的理论教员，不横下心来下功夫学习是绝对不行的。于是刘福安拿出了在朝鲜战场上的那股拼劲，废寝忘食，夜以继日的下功夫学习、备课，写讲稿。刘福安按照孔老夫子“不耻下问”“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之也”的教诲，在教学问题上始终抱着虚心的态度向每一个教员请教、学习，不懂绝不装懂。在讲授每一堂课之前，他都要把讲授的理论知识及教材上的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字搞得清清楚楚了才上讲台。
同时他还把教材上的一些观点，结合实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进行讲解。例如，教材上提到的“相对论”，刘福安就用人的长相说明这个观点，他说：万事万物都不可能一样，一样是相对的，不一样是绝对的。比如，我们每个人的一张脸，相对来说，眼睛、鼻子、嘴，都长在相同的位置上，但是，又有哪一个人长得和另一个人一样呢？没有，绝对不会有一张脸与另一张完全相同，连一两岁的小孩都能分清谁是他妈妈。如果长相一样，见另一个人也喊妈不就乱套了吗？所以任何事物都不可能一样。有的人在工作中搞什么“一刀切”，那是错误的。这样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讲解，果然获得好评。学员们普遍反映，刘教员讲课讲得活、讲得好、讲得深入浅出。校领导也很满意。
万事开头难，刘福安走上教学岗位以后，算是开了一个好头。一年多下来，根据刘福安的实际表现，学校领导认为他是个可培养的教员。1979年下半年便送他到北京政治学院（即现在的国防大学）深造。
刘福安说，在北京政治学院，他才真正学到了许多理论知识，并聆听了邓力群、于光远、邢愤思等许多著名理论家的“传道授业”，还聆听了时任中联部长乔石（后为中共中央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总理陈慕华等领导的“传道授业”，使他大大的充了一次电。1980年上半年毕业前夕，政治学院院长林浩（1955年授中将军衔）语重心长地对他们理论系的学员说：“你们在政治学院学到的理论，就像崂山道士学到了‘穿墙术’那样，如果你们回去，处处按理论原则做人做事，什么样的‘墙’都能穿得过去，否则你们会碰得头破血流。”
刘福安牢牢的记着了林浩院长的话，回到自己执教的学校后做人做事都坚持按理论原则办。在教学问题上，一心扑在教学上，不仅向学员传授理论知识，还言传身教地教学员如何做人。因此年年被评为“优秀教员”。
他们学校评优秀教员，就像体育比赛一样，进入前八名，前四名都是拼过来的。当时评“优秀教员”有三条标准：一是每年任课必须在400小时以上；二是每年在省以上报刊杂志要有五篇以上的论文发表；三是每年请私假不得超过10天。只有够这三条才能评优秀教员，而这三条够了还不一定就是“优秀教员”。因为，有时还要受名额限制，就像学生考大学时的“合理落选”一样。
由于刘福安讲课深受学员欢迎，免不了就受校内同行的关注，再加上校刊的宣传，甚至还受到《解放军报》开辟的“军校群星”栏目宣传报道的表扬，不少校内外教员便向他“取经”。为此，刘福安专门向校内外教员以“怎样当好一个教员”为题做过几次介绍。
刘福安说，他向同行们介绍所谓的“经验”，其实也没什么高深的道理，而是自己怎么干就怎么介绍。他认为要当好一个合格的教员，首先要备好课。备课是讲课的基础，只有把课备好才能把课讲好。他说，备课分平时备课和直接备课，平时备课又是直接备课的基础。所谓平时备课就是不断的学习，不断地充实自己提高自己，不断的积累更多的知识，这样直接备课时才能得心应手。这就是所谓的“台上1分钟，台下百日功”。
另外，教学方法也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刘福安说，教材是死的，教学内容是活的。教材内容所反映的理论知识是丰富多彩的。因此，教学方法上的设计，要从实际出发，什么样的教材内容，需要什么样的教学方法，必须认真地实事求是地制定。他说，最要紧的就是要考虑“因材施教”，“因材施教”是教学中的一项重要原则。但“因材施教”不能单纯的理解成因教材施教。最关键的问题是要从学员的实际出发。因为他们的学员大多来自连队，少部分是从高中毕业生中考的，学员的文化、知识基础、智能状况、性格特征等，存在着不小的差异，因此，其教法就各有所异。刘福安说，易的主要因素就是教材和学员，离开了这两者的联系，对任何形式的方法追求，都只能成一种“戏法”而己。好的教学方法要体现在化繁为简、化难为易、举一反三、触类旁通，这样才能调动学员的兴趣和注意力，从而激发他们探索知识的自觉性。
刘福安还说，教学方法上还要处理好“授”和“受”的关系。所谓“适可而止”，“看客下菜”。教员传授理论知识，多了，学员消化不了，少了，学员又吃不饱。要恰到好处，授受得当，才能获得最佳效果。教员授课的目的是为了向学员传授理论知识，因此教学的各个环节都要围绕这个中心。离开了这个中心，“授”就失去了方向。所以，要当好教员，千万不能搞形式，走过场。教学中一切都依据于“受”，检验于“受”。教员讲得深入浅出，学员容易接受，这才叫讲授得法。教员讲的正是学员所疑的，这是有的放矢。教员讲的学员接受得了，消化得了，这就叫快慢适度。授一得二，举一反三，这样教学效率自然会高。如果离开了“受”，那就说不上教学好坏，进度快慢，效果大小了。
他还说，“授”与“受”是对立统一，二者相互依存，彼此制约的。教员讲课不能像交付货物那样，我交你收就行了。教学是双边活动的关系，不能只凭“一厢情愿”，没有教的积极性不行，同样没有学的积极性也不行。只有教员授业有术，学员学习有方，才能彼此配合、相得益彰。
教学经验上刘福安还说到语言问题。他说，教员的语言，也是保证教学质量的重要一环。语言的表达能力好与不好，直接影响着教学效果。一个教员如果语言贫乏、照本宣科，恐怕学员很难收到良好的效果。作为一个教员，尤其是理论教员，一定要用语妥帖得当，最好能把教材的语言变成通俗易懂、形象生动的语言来讲。所谓抑扬顿挫、清楚明白、议喻交融，再辅之以手势助说话。重要之处，不妨提高嗓音，关键所在，不妨重复几句，这样才能扣人心弦，听而不厌，收到最好的效果。
刘福安还举历史人物说，战国时期的荀子就很会用语言，他在《劝学》篇中用语就很生动贴切。文章的开头两句一下子就讲明了学习的极端重要性：“学不可以已。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意思是说，学习不可以停止放松，如青色是从蓝草中提取出来的，却比蓝草的颜色更青，冰块是由冷水凝结成的，却比水更冷。刘福安说，这样的语言，相当精辟贴切，议喻交融。其中的“青取之于蓝”到今天还在使用，即成语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刘福安说，学习语言，运用语言，同样是要下一番功夫的。形象生动的语言，是基于对生活的深刻观察和对客观现实的艺术概括。提高语言艺术，研究教学用语，就要深入实际，努力实践，才能不断提高自己的表达能力，教学用语才能繁简得当、言简意深，才能善于用生动具体的形象、丰富多采的语言，揭示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大大激发学员的学习兴趣，收到最佳的教学效果。
刘福安还谈到教学的举例问题，教员的心灵美与外在美的问题，等等。
除了教学以外，刘福安还先后撰写学术文章50多篇，参加总参谋部军训部委托编写的《军队管理学基础》《科学社会主义》和《军事谋略故事选》等教科书。他年年被评为“优秀教员”，先后三次被南京军区授予“优秀理论教员”“爱兵标兵”等称号，立功受奖多次。与此同时，他的职级也不断得到晋升提拔。刘福安说，他去陆军学校时只不过是个宣传股长（副营级），到学校后不到六年时间（其中还包括在北京政治学院学习时间），他就由副营到正营、副团、正团一直升到副师。他自豪地说：“现在‘当官’要送礼，要花钱买。我‘当官’一分钱不花，都是领导‘论功行赏’‘赏’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邓小平倡导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思想指导下，《光明日报》等开辟了宣扬“优秀知识分子”栏目。其间，刘福安被列入“优秀知识分子”，在《解放军报》开辟的“军校群星”栏目中宣扬他的事迹。1984年底学校领导专门开设了一个宣扬他的“展览室”，展览他的学术文章和他参加编写的《军队管理学基础》等教科书，以及他立功受奖和三次被南京军区授予“优秀理论教员”“爱兵标兵”等事迹；展览他1984年10月参加解放军观礼代表团，参加建国35周年大庆，观看阅兵和受到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的资料和图片等。
刘福安说，有人说他是“自学成才”，但他认为他并没有“成才”。他说：“比我有才的多的是，如果说我有点‘才’的话，那也是党和人民培养的。我参军后的最初几年，连话都不会讲，星期六开民主生活会，轮到我发言时，讲不上几句就会一脸通红。现在我不但能讲好话，比较起来还有一副善于表达的口才。这都是在解放军这个‘大学’里获得的。”
他说，他在解放军这个大学校里40年来，党和上级一次一次培养他，先后十多次送他到“集训队”、轮训队、读书班、防化兵学校和我军的最高学府北京政治学院（即现在的国防大学）学习、培养、深造，才使他学到了许多过去一直没有条件学习的文化理论等知识。
他最后补充说：“如果说我真有点‘才’的话，那应是在党和人民军队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
五
刘福安老伴钟燕鸣长期有病。我们（我和万玫）去他家采访时，见他老伴呈半痴呆状态。刘福安指着她对我们说：“她一刻都离不开我，我一走她就会问：老头子到哪去了？”
谈起他和他老伴的事情，刘福安说，他和他老伴是“天作之合”，他们一无父母之命，二无“媒妁之言”，靠的就是个“缘”字，有的战友说他们还有几分奇缘哩。
朝鲜战争的第五次战役后，刘福安被调到五三九团一连当文化教员，1952年秋他们重返前线后，他们一连在朝鲜东线的鱼隐山坚守阵地。一天他在向各班分发祖国人民寄来的一捆“慰问信”时，突然发现一封来自家乡“四川省峨眉县女子中学”的“慰问信”，他迫不及待的拆开一看，天呐，竟是儿时同学钟燕鸣写的！看见自己儿时同学的“慰问信”，他当时真有那种“家书抵万金”之感。顿时兴奋不已，而且一连兴奋了好几天！
他告诉我们，他和钟燕鸣同时出生在四川省峨眉县（现峨眉山市）龙池镇。他住上街，钟燕鸣住下街，相距不足三百米。他们还同一天走进龙池中心小学，两人同班不同桌，一直读到小学毕业。小学毕业后，由于家境不同，彼此便各走各的人生路了。想不到在炮火连天的鱼隐山阵地上能看见她的信，真是天意！
他很快就给她写了回信。他这封信写得很多。从小学毕业后说起……一直说到他在第五次战役如何突围出来，如今又在零下40度的鱼隐山如何坚守阵地……他很快就收到她的回信了，同样，她在信里也说了很多很多。从此他们鸿雁不断，但那年代他们说的全是学习、工作方面的事。
直到1953年7月，他在参加金城战役的前夕，他才动感情地给她说了几句。其中有这么一句：“我在朝鲜随时都会有牺牲的可能。”这句话或许触动了她那根神经！她回信说：“我希望你会活着回来，我等你，我会一直等着你。”
1953年7月27日，朝鲜战争终于结束了！当年9月下旬刘福安随部队启程回国。1955年秋领导准许他回洪雅看望他奶奶、母亲、继父。期间他专程到乐山卫校去看望了钟燕鸣。他们这次见面才像订婚似的把关系确定下来。此后他们每年都有一次见面的机会。1957年8月7日，他们终于在洪雅县结婚了。
他们的婚礼很简单。既没有传统的迎亲场面，又没有现在的豪华婚宴。他们只按照婚姻法的规定到洪雅县城关镇去领了两张结婚证，然后买了几斤糖果瓜子，对前来参加婚礼的亲朋好友如此招待一番而已。只花了18元钱。
刘福安带着一种甜蜜的感情说，他们的婚礼虽然简单，但温馨的场面还是有的。那天，专程赶来参加他们婚礼的几个同窗好友，反客为主，帮助他们把一间八平方米的小屋布置成了漂漂亮亮的“新房”。他们首先在小屋四周，黑黄黑黄的板壁上张贴了一层雪白雪白的白纸，然后在白纸上剪贴了许多纸花，有鸳鸯鸟、兰花、牡丹等，还用各种彩色纸做成彩球，一个一个连接起来，交叉地拉在屋子上面。
婚礼开始时，同窗好友们把刘福安推到屋外，屋内顿时寂静如黑夜，不一会屋内突然亮起了用红纸包着的电灯，接着姑娘们把一块如云似的白纱披在新娘身上，便簇拥着新郎新娘肩并肩地站在一起，随即他们就用早已准备好的纸花雪花般地洒在他们身上。然后充当主持人的同学江泽蓉就宣布婚礼开始，要新郎新娘给所有人一一鞠躬。
婚礼的第二项便是要新郎新娘讲恋爱经过，当他们结结巴巴地讲着那些永远也说不清、道不明的恋爱经过时，一个个则开怀大笑，每个人都七嘴八舌地逗着他们取乐，还有让他们当众亲吻的……小屋里热闹得像沸腾的海一般，婚礼一直闹到夜里12点多。
说到这里，刘福安喜形于色的表情一下没有了，他很严肃又认真地说，军人和妻子总是分离的时候多。尤其是他们那个年代的军人和妻子，总是相见时难别亦难。他们婚后只呆了18天，又重返各自的工作岗位了。他还加重语气地告诉我，最刻骨铭心的是1959年10月9日那天，他刚到妻子那里，部队就发来要他立即归队的电报。刘福安说：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可面对久别重逢的妻子他心里很不是滋味。妻子见他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反倒劝他说：“走吧，部队给你发来电报说明部队确实有事，再说也说明部队很重视你啊！”听了妻子的一席话，他当时觉得妻子的觉悟比他高，便平静下来，整好行装和妻子告别时他还深情地向她敬了个军礼。
1960年，转业在滁县县委任秘书的老战友刘寿梅（他们在朝鲜同在180师政治部工作）帮助把钟燕鸣调到滁县中心医院当护士。刘福安说，正如一句俗话所说，风并不一定按船的要求吹拂。她还未到滁县，他们180师就奉命到北京“七机部”所属机构施工。1962年，蒋介石反攻大陆，他们奉命返回安徽，但驻防换成蚌埠。那次她到滁县还是老战友刘寿梅接待安排的。此后，他与妻子仍像“牛郎织女”一样，只能在千里之外两心相牵。那时又适逢“三年自然灾害”（实为人祸）时期，生活的艰辛是现在年轻一代无法想象的。当时她爱人每月只有19斤计划粮，其中还有代用粮（红薯干之类），每月半斤猪肉票（还常常因排队买不上而过期作废），半斤油票，此外布要布票，肥皂要肥皂票，就是今天看来很微不足道的火柴、牙膏都要票。工作相当辛苦，根本没有什么星期天、节假日，还有没完没了的学习、义务劳动之类。工作辛苦、生活困难、吃不饱肚子，副食品又缺乏，得浮肿病的人相当多，饿死人也是常有的事。不过那种饥饿引起的浮肿病，好像比如今流行的“富贵病”的治疗容易得多。当时刘福安的妻子也得了浮肿病，就是每天吃几勺煮熟的黄豆，一点盐也不放，连吃十来天，病情就得到控制了。
刘福安的大儿子刘南川，在1961年7月11日出生时，由于他们经济不宽裕（要补贴双方父母），雇不起保姆。他爱人又要上班又要带孩子，常常是打包把孩子放在床上就去上班了。医院照顾中途可回家喂一次奶，规定15分钟。有一次他爱人回去喂奶，看见孩子已掉在床下，面对此情此景，他爱人伤心地落泪了。后来他花了八元钱，在一个旧货摊上买了一张周围有护栏的小竹床。但因有那次教训，他爱人上班前总要用一根绳子把孩子拴在小竹床上。
1963年7月14日，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刘晓川又出世了。他爱人仍是又上班又带两个孩子。这是一般人所吃不消的。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刘福安只有请母亲来帮助照料孩子和料理家务琐事。
文化大革命初期，刘福安奉命到安徽省军管会参加军管和不久又到安徽大学当军代表。期间，虽然已经“左”得不能再“左”了，但是还是被说成所谓“右”，被上面定罪为“右倾”、立场有问题等等，而于1969年12月发配到“寿西湖农场”。
他爱人和孩子本来是可以留在滁县的，但她却选择了和他一道去农场，他爱人说一家人苦就苦在一起。他爱人被安排在农场医院。那里医疗条件差，又缺医少药，他爱人在那儿什么都干，护士、医师、计划生育……为了更好的为农场职工家属服务，他爱人又学会了针灸、刮痧、火罐等传统中医疗法。只要病人需要，她可以上门服务，随叫随到。农忙时还到农场巡诊，受到职工家属的普遍爱戴。由于她十分敬业，1973年被调到寿县计划生育办公室工作。
刘福安在农场苦度了8年。粉碎“四人邦后又”后来回到原单位，不久，被调到南京陆军学校理论教研室当教员。组织上关心，把他爱人调到了学校附近的滁州市畜产公司医务室。他爱人到畜产公司后，仍一如既往的尽心尽责，一人负责公司200多职工家属的医疗保健和计划生育工作。由于她责任心强，热心为职工家属服务，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三八红旗手”。
刘福安说：妻子对他更是体贴入微，尽量减少他的家务琐事，让他专心致志的教学。由于妻子的全力支持，他在教学、学术方面才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刘福安说：没有他妻子的付出，他不可能取得这些成绩。
刘福安深情地说：他的工作成绩上去了，但他妻子的健康指数却下去了。她因劳累过度，超负荷地透支自己而导致眩晕症，她多次晕倒又多次站起来，仍然默默地照常上班，照常为家庭而劳顿。她细心照料孩子，把两个儿子抚育到大学毕业，并成家立业而小有成就。对丈夫的工作更是全身心的理解和支持，只要看见丈夫在学习、备课、写作，她从不打扰，又常常会适时地送上一杯热茶，使丈夫平添温暖，温馨。对邻里总是和睦相处，乐于助人，为此他们家多次被评为“五好家庭”。
刘福安说：“由于她始终超负荷的劳累，终于积劳成疾，多种疾病缠身，眩晕症、周围神经炎、肠胃炎、高血压、心脏病等等，很多种疾病就像约好的一样向她扑来，附在她身上，2006年终于瘫倒在床上，在滁州第一、二人民医院治疗，到南京军区总医院治疗，买贵重药、进口药均无济于事。她日夜躺在床上，疼痛难忍，而且只能一侧睡，经常半夜痛醒，有时痛得浑身发抖，满头大汗……”
眼见她体重由100余斤瘦到不足70斤，仅剩下皮包骨头的架子。刘福安作为她风雨同舟的丈夫，对她产生了一种流泪心滴血的痛爱。他说：照顾好她是他义不容辞、责无旁贷的义务。他做好了让她躺在床上“安度晚年”的心里准备，他日夜守护着她、照料她。每天起床把饭弄好，就帮她梳头、刷牙、抱她到床前大小便，然后把饭菜端到床前，一口一口的喂她。有朋友对他说：你年纪大了，雇请一个人照顾她吧。刘福安说，雇一个人也在情理之中，也不是雇不起，而是觉得作为相濡以沫的老伴，由他来服侍，才会使她感到愉快，幸福。刘福安说：“这是任何人都替代不了的。朋友的话是关心我，我心领了。”
果然，由刘福安亲自照料，他妻子的心情舒畅多了。一天她竟开心地对他说：“我福气好，国家花钱雇个师职干部来照顾我，一般的人哪有这样的‘待遇’呢。”
刘福安的细心照顾，加上他妻子笑对人生的态度，奇迹发生了！他卧床近一年的妻子就在他们“金婚”即将到来的2007年8月3日（8月7日是他们的“金婚”纪念日），竟然站起来了！子女们得悉这个消息，纷纷从各自的工作岗位上赶回来，为他们举行一场非常难得的“金婚”喜庆。
面对妻子的重新站立和盛大的“金婚”宴席，刘福安感慨万千，他伸出5个手指对我说：50年，他们风雨同舟50年，这一路走来是多么的不容易啊。感慨之余，他特写了一篇题为《金婚忆》的文章，刊登在2008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人生难忘一瞬间》第六卷。
金婚喜庆不久，又一个奇迹发生了！他妻子竟然抛开了轮椅，渐渐地开始独立行走，慢慢地能自己穿衣、吃饭，大小便等，生活基本上能自理了。如今，她还能在他的搀扶下，在院子里散步，过得很开心。2009年和2011年他们家还先后两次被安徽省评为全省军休系统的“和谐军休家庭”。
刘福安说：“老，是自然规律，如今，我们都老了，我们都是80开外的老人了。妻子脸上的红润少了，皱纹多了，光泽少了，褐斑多了，而且头脑不当家了，呈痴呆和半痴呆状态了，但是她在我心里，依然是当年一脸灿烂、靓丽、清纯的她。”
六
采访即将结束，我们请刘福安谈谈他晚年除了照顾老伴外，其余的生活是如何安排的？这个话题一出，刘福安不加思索的说，他是“业余”时间就写文章。他说：老年人，尤其是他们这代老年人，大多饱经风霜，历尽千辛万苦，为国为家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有的叱诧风云，有的顽强拼搏，有的刻苦钻研，有的默默劳作……即使是最普通、最平凡的人，也会有难忘的记忆和闪光的亮点。老年人能把自己难忘的东西写出来，对于充实老年生活和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都是有密切联系的。
刘福安自豪地说，比较起来，他的一生还是丰富多彩的。他当过兵，打过仗，经历过建国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直接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接触交往过各种各样的人物，还游历过祖国的不少名胜古迹，目睹过各种各样的大好河山……
他说：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第二届世界老龄大会开幕词中就说过：“老年人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中介，他们的智慧和经历筑成了社会的生命线。” 刘福安认为把自己经历的东西写出来，为历史，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点遗墨，总会有一定意义。
有这个念头后，刘福安便感到自己又给自己找到了一份“工作”，计划、指标、任务逐渐完善了，即：什么时候写什么？怎么写？等等，都作了一定安排。然后就一篇篇地按部就班的写。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丰富了他晚年的生活，又活动了他的脑子和筋骨，同时还是一种崇高意义上的锻炼。他说：通过把一个字一个字、一句话一句话组合成文的过程，不仅能使他开阔眼界，调整心态，同时又是老有所学、老大所乐、老有所为的实践，文章一经发表，还会给自己带来一定的成就感，从而体现人的价值，促使身心健康。
退休后，刘福安一直持之以恒地坚持着他自己找的这份“工作”。到目前为止，论字数，他已有100多万字的作品发表和出版了。除出版了一本20多万字的“回忆录”外，他还为安徽省民政厅和安徽省“双退安置办公室” 先后在2007年和2009年举办的《我的军旅生涯》和“建国60周年征文”撰写了《停战前后》和《激情的回忆》，均获三等奖。他还为薄一波作序、原国防部长耿飚题写书名的《历史的回音》撰写了《难忘那年年三十》一文；为老领导60军原军长王诚汉上将组织编写并题写书名的《峰烟人生》（上、中、下三册）撰写了《怀念谢保昌首长》《怀念模范指挥员陈克难》等9篇文章。20多年来他还先后撰写了《千里夜行军》《突围途中的战友深情》《参加建国三十五周年国庆观礼》《无私功自高》《此生难报慈母恩》《恩爱夫妻永相伴》《深切怀念彭换新同志》《在党的哺育下成长》《许世友司令“传经”记》《参加三星颁奖典礼感怀》《军装情怀》《我心中的“丰碑”》《革命征程的起点》《战火中的青春》《难忘朝鲜房东》《抗美援朝战争中的180师》《忆我的好战友童志安》《萦回耳畔的歌声》《他不该被遗忘——深切怀念吴成德主任》《张连长的一堂课》《莫叹夕阳晚，更有彩寰红》《无限敬仰，永远怀念——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我到过“中南海”》《游卢沟桥感怀》《将军下连当列兵》等数十篇文章，绝大多数文章均获一等奖，其中《抗美援朝战争中的180师》《忆我的好战友童志安》《我到过“中南海”》《张连长的一堂课》等还被多家刊物转载。尤其是《张连长的一堂课》被《中华老年光彩人生》《回望军旅》等书转载外，2012年1月7日的《解放军报》又在第七版上转载了这篇文章。更重要的是，这些文章大都是抗美援朝和反映抗美援朝精神的一线资料，必将成为我国军史上不可磨灭、熠熠生辉的壮丽诗篇。
刘福安告诉我：他最近又在写一篇《忘不了那餐饭》的文章，说的是他们连在担任攻打“949.2”高地战斗的前夕，吃的最后一餐饭的情景：他们连是主攻连队之一，谁都知道这餐饭后，立马就要开赴到潜伏区，生还的可能性极小，但同志们在吃这餐饭时仍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慨，谈笑风生……
结果这一仗他们连虽打得好、打得漂亮，第一个冲上主峰，战后他们连荣获集体二等功，还出了个战斗英雄彭换新，20多个同志立功受奖，他本人也荣立三等功。但是他们连牺牲伤亡也最多，140多人，只剩下60余人。那餐饭上谈笑风生的同志绝大多数都牺牲了。他说：“我永远忘不了那一餐饭。”
采访之余，刘福安拿出一本书递给我说：这本书是我写的，你看我把字都写了。这是他的自传《我的人生路》，扉页上已写上了“黄长江同志惠存、指正”字样，并落了款。83岁的老人了，刘福安思维还很敏捷，活络，而且还经常写文章。他现在给自己也定有写作任务：一年不少于3篇。他认为写写文章比打麻将好。他说：打麻将对健康不利，而写文章却能活动脑子和筋骨，是一种崇高意义上的锻炼。实践证明，常动脑是一付无形的良药。他虽然83岁了，但头脑还较清晰，精神状态也比以前好多了。早晚还能坚持走七、八里路，所有这些，归功于两个字，动和乐，所谓动则不衰，乐则长寿。
刘福安是一位彻悟了人生的至尊老人。关于保重身体，他归纳有四句话：认认真真吃好每一餐饭，安安稳稳睡好每一晚上的觉，和和气气说好每一句话，快快乐乐过好每一天。我在崇敬他的同时，也祝愿他：一边以写文章为乐，一边注意保重身体，像他归纳的四句话一样，从各个方面保重好身体。
2015年11月21日初稿
2015年11月28日二稿
2015年12月13日三稿
2015年12月24日又再改稿
2016年1月定稿
2016年2月26日初校、29日二校
2016年3月1日三校、3日凌晨四校
——《中外名流》第15期访谈·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