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遇秋古稀之年拉手风琴
 

　　李遇秋 1929年生于河北深泽县，原籍北京。原战友歌舞团副团长、艺术指导、国家一级作曲，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音协手风琴学会名誉会长，享受国家特殊津贴。主要作品有：《长征组歌》(合作)、合唱 《八一军旗高高飘扬》(1985年获“解放军文艺奖” )、《都市之声》与《中国民歌合唱四首》(获北京合唱节创作奖)等。独唱有《一壶水》《祖国的早晨》等。电影音乐有故事片《友谊》《长城新曲》《熊迹》等;军教片音乐有《伟大的战略决战》等。手风琴作品有《天女散花》《促织幻想曲》《京剧脸谱》等几十首，大型作品有《手风琴协奏曲》和3首奏鸣曲。其中《第一奏鸣曲——长征》在1997年获“全军文艺评奖一等奖”，并于1998年获国家最高奖“文华奖”。主要出版物有《小音符的奥秘》《歌曲作法十二讲》《春光颂——李遇秋创作歌曲集》《李遇秋合唱作品选集》《李遇秋手风琴曲集》《李遇秋手风琴新作品集》《李遇秋手风琴独奏精品集》及手风琴专集《惠山泥人印象》(德国出版)等。

　　《长征组歌》是一部热情讴歌红军长征精神的颂歌，在这部作品创作演出40周年之际，笔者慕名来到北京军区政治部干休所，访问了《长征组歌》的曲作者之一，75岁高龄的李遇秋同志。

　　李遇秋，也许是叫着顺口或便于记忆的缘故，在《长征组歌》的四位曲作者之中，被简称为遇秋，即：“晨耕，唐河，生茂，遇秋。”提起这四位曲作者，遇秋老人说：我们这几个人都是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长期在战友歌舞团担任作曲，一直合作得很好。不过，晨耕前几年辞然去世，唐诃居住在青岛，生茂目前深居简出，现在还能活动一下的，恐怕就是我了。”

　　回忆起《长征组歌》这部“红色经典”的创作，他说：“这部作品是我们四位曲作者通力合作完成的。当年，我参与了其中大部分合唱和全部器乐总谱的写作。为了使乐队更好地为塑造音乐形象服务，我在服从作品整体构思的前提下，想尽一切办法调动了多种表现手段，并对它进行了最后的布局和调整……”说到这些，老人兴奋不已，对过去那些经历仍然记忆犹新。
 

　　1949年，解放军第一位专业手风琴手
 

　　“肖华将军对长征精神的解读，为我完成创作及几次大的修改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1965年初春，上级交给战友文工团总团副团长晨耕和生茂、遇秋一项重任，为总政治部主任肖华上将的《长征组诗》谱曲，并希望将来能够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样在军营广为传唱。他们三人经反复商议后，决定“按每一段不同的要求分别谱曲”，然后进行了分工。阳春四月，《长征组歌》的“主旋律”初稿敲定。于是晨耕三人加上后调来的唐诃，赴杭州向正在西子湖畔养病的肖华汇报《长征组歌》的创作进况。四个人边说边比划边唱。当汇报到合唱段落时，唐诃唱女高音，遇秋唱女低音，晨耕唱男高音，生茂唱男低音。一番演唱，肖华听后觉得满意。接下来，这位红小鬼出身的将军诗人不顾疾病缠身，抽出了十个上午给他们四个人“上课”。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虽然听过多遍，可从将军口中说出，却是“别有一番风情”。肖华时而眉飞色舞，时而慷慨激昂，时而潸然泪下。说到四渡赤水战斗时，肖华绘声绘色地勾勒出了“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大场面。李遇秋深有感触地说：“肖华将军对长征精神的解读，为我完成《长征组歌》的后期创作及几次大的修改，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从杭州回京后，就该写总谱了，这个任务就落在了“科班”出身的李遇秋肩上。遇秋老人回忆说：“那是1965年盛夏，我的创作环境就是战友文工团的一间只有三平方米的陋室，当时没有电扇，更没有空调。那时我年轻，体力充沛，几乎没白天没黑夜的在写，有时热得受不了了，就索性‘赤膊上阵’只穿个裤衩，双脚泡在凉水盆里，身上只披着一块湿毛巾……”这期间，他经常是边创作边感动得落泪，泪水和着汗水浸透了一页页稿纸。李遇秋回忆道：“那些日子有几天躺在床上根本无法入睡，经常会产生出一种幻觉，一闭眼仿佛看见很多红军战士就围在我床前，大声地呼喊着‘李遇秋啊李遍秋，我们都牺牲了。没有来得及看到新中国诞生。如今你还活着，一定要把这一切写好，我们眼巴巴地等着你呢……”就这样，在长征精神的激励下，两个月后，《长征组歌》一气呵成。
 

　　2001年9月，作曲
 

　　“过去的经历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只有厚积薄发才能一气呵成，否则，我是无论如何也拿不下《长征组歌》的”

　　李遇秋1929年出生在河北省深泽县。1940年，11岁的遇秋进入“抗中”学习。在经历了严格的军事训练后，他也学会了不少抗战救亡歌曲，还参加了《黄河大合唱》的演出，被大伙称为“快活的百灵”。这些影响了他一生的创作。

　　1944年秋，15岁的遇秋通过地下党到了解放区，在某部队卫生所当上了卫生员。他经常在劳累了一天后傍晚时独自一人跑到小树林里，用“女高音”可着嗓门唱起苏联歌曲。这一唱就招来了几位“采花人”。原来，“抗敌剧社(战友歌舞团的前身)”的艺术家们正在此“采风”呢!经过一番“死缠滥打”，遇秋算端上了“文艺”这饭碗。孰不知，“文艺”这碗饭可不是那么好端的。不识谱、不懂戏又没多少文化底子的遇秋，光凭着一副好嗓子，怎么能在舞台上站住脚呢?就在领导琢磨着要将他调走时，有一天，他忽然瞅见搁在角落里的一把手风琴，于是他壮着胆子试了试，居然把一首歌拉了下来，他果然是棵“好苗苗”。于是大家便争着教他识谱，拉手风琴……直到现在，遇秋在手风琴教学、作曲方面也是一流的，他是我军第一代手风琴手，也是目前我国仅有的为手风琴谱曲的专业作曲家。

　　解放战争中，遇秋以手风琴为武器，拉着手风琴，跟随着隆隆的坦克车一路开进了北平。

　　1950年秋，组织上派遇秋到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深造。他没有辜负领导和同志们的厚望，刻苦攻读，努力钻研。六年后，带着优异的毕业成绩重返工作岗位。这时，他的作曲水平有了质的飞跃，完全具备了独立完成音乐作品的能力。但是，他考虑到当时团内实际工作的需要，毅然放弃了个人施展才华和出名得利的机会，以满腔热忱投入到了默默无闻的配器和配乐工作之中。从上个世纪50年代中到60年代末，这长达十几年的时间，应该是他在创作上大有作为、出好成果的黄金时期，但他却埋头于完成大量的舞蹈音乐和歌曲的伴奏与配器。人们对《长征组歌》中的很多唱段至今犹闻在耳，恐怕很少有人了解这其中凝结了他多少心血。说到这些，他坦言：“过去的经历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只有厚积薄发才能一气呵成，否则，我是无论如何也拿不下《长征组歌》的!”
 

　　2006年在北京电视台做节目
 

　　在遇秋的案头，常年摆放着一幅周总理当年接见《长征组歌》全体演员时的合形。回忆起总理对《长征组歌》的关怀，遇秋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

　　提起周总理对《长征组歌》的关怀，遇秋老人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他讲述了敬爱的周总理生前多次观看《长征组歌》排练和演出时那一幕又一幕难忘的情景。

　　《长征组歌》于1965年5月开始排练。那时，周总理经常抽时间来到现场观看。有一次看完排练，总理兴奋地说：“很成功，祝贺你们，你们的路子是对的，一是革命的，二是民族的，三是大众的……当然还要不断改进，不断提高，做到既好听，又好唱，还要适合每个独唱演员自己的演唱特点。”

　　遇秋老人回忆说，《长征组歌》汇报演出时，总理接连三个晚上看了演出，每次看完后，他都同大家谈感受，交换意见。有一次总理对他们几位曲作者说：“肖华同志的词写得好，你们谱的曲子也好，演唱的更好，尤其是二马一贾(指歌唱家马玉涛，马国光，贾世骏)唱得好。我看可以公演了，再多听听各方面的意见。比如你们虽然冲破了合唱的城墙形式，但如何解决乐墙呢?否则，演奏压合唱，影响了听唱。”总理还请演员一遍又一遍地教他唱。

　　遵照总理的指示，遇秋等人又重点调整了中西混合乐队的平衡协调及与合唱队的宾主关系，从1965年7月起，《长征组歌》先后在北京、上海、南京、天津等地公演了20多场，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 1965年国庆节之夜，《长征组歌》在天安门城楼西侧为中央首长和英模代表演出，老帅们一边看一边鼓掌。总理走过来说：“你们能在这里演《长征组歌》我很高兴，我祝贺大家!”

　　1966年春天，战友歌舞团忽然接到随总理出国访问的通知。在中南海，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听了有关领导的汇报。总理对《报喜》那一曲还不太满意，他说没有发挥出马玉涛的演唱特点，也没有完全表达出即将会师时的激情。他用商量的口气对李遇秋说：“你们回去再改一改好吧?”出国前，总理再次看了演出，终于对《长征组歌》表示非常满意。

　　1975年，邓小平同志复出，共和国重现“艳阳天”。遇秋奉命对《长征组歌》进行了修改并重新配器。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40周年之际，这部作品以更加悲壮的基调，更为深沉的气势，出现在首都舞台上。这是十年浩劫后期呼唤长征精神的一个壮举。遇秋老人兴奋地回忆说：“那时的情景真让我终生难忘——在拥有两千多个座位的北京展览馆剧场，两个月内连续演出40场，场场都座无虚席，轰动了全国。邓小平同志在审词时，亲自动笔将《突破封锁线》中的一句词改为‘全军想念毛主席、迷雾途中盼太阳’。这一句改得好，真是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那时在北京的大街小巷，经常响起‘红旗飘，军号响，子弟兵，别故乡……’的歌声。许多刚从‘牛棚’中走出的和仍被‘挂起来’的老红军老八路被接去看演出，他们中有很多人边看边落泪。”

　　风云突变。1975年冬天，“四人帮”又发起“反击右倾翻案风”，将矛头直指周总理，八一电影制片厂为《长征组歌》拍摄的艺术片也被“叫停”。导演王苹以“批判也得有个活靶子”为由，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坚持完成了拍摄。说到这里，遇秋瞪大了眼睛：“那时候《长征组歌》已经深入人心了，成为‘于无声处’的第一声‘惊雷’。”

　　“周总理在病重期间，仍然关心着《长征组歌》。他看了电视转播的实况演出后，又派工作人员来索取演出的实况录音。记得在一次演出之前，中央电视台的同志来到剧场说：‘总理在医院想看《长征组歌》，今天我们来做现场拍摄。’不用再作任何动员，那天的演出非常成功……”遇秋老人说：“临终前，周总理还念念不忘那句‘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歌词。”

　　李遇秋的名字是和《长征组歌》连在一起的。1993年，肖华将军的夫人王新兰和著名指挥家胡德风等人共同商议，对《长征组歌》进行再创作，改编执笔的担子又一次落在了李遇秋肩上。怎样使这部作品既能保持原有风格及各曲的主旋律，使人们一听就“认识”它，同时又能调动较多的合唱、交响乐的艺术手段，使它的意境和形象更加深刻，更具有鲜明的时代感，这是摆在李遇秋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他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熬过了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春节期间也顾不上休息，在长征精神的激励下，李遇秋不负重望，终于拿出了满意的方案，将一部二百多页的总谱写了出来。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在审听了新版《长征组歌》后称赞说：“老版本好，新版更好，是锦上添花!”

　　这时，遇秋老人又轻声哼唱起了《长征组歌》中那雄浑、喷亮的歌声。——《中外名流》第7期访谈·纪实